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


吉林市城市基层预防保健工作管理办法
吉林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基层预防保健工作，提高城市卫生保健水平，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防保健是指传染病及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防治、计划免疫接种、疫情报告管理、妇女儿童保健、卫生宣传教育、卫生监督、健康普查等。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医院（含企事业单位所属的医院、卫生所，下同）及个体开业医诊所，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各类医院都要按“以医院为中心扩大预防”的要求，在所在地县、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规划下，承担地段辖区内的预防保健任务。
第五条 区以上医院（包括门诊部、专科医院、联合体医院）都要设预防保健科，并要按县、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部署，在未设卫生院的街道派驻防保站（组）。
医院的预防保健科或派驻街道的防保站（组），行政上由所在医院领导，业务上受所在县、区防保部门的监督、考核和指导。
第六条 街道卫生院承担和指导辖区内的预防保健工作；未设卫生院的街道的预防保健工作，由县、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规划，安排地段辖区内的医疗单位设置的卫生预防保健站负责。
第七条 各级各类医院根据各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安排，配置在街道和居民委的预防保健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人员原则上不做轮换，一般不参加临床值班，需要调整时，要征得区卫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八条 预防保健科（站、组，以下简称防保机构）和预防保健人员的职责和任务：
（一）对地段辖区内儿童实施免疫接种相管理；
（二）负责地段辖区内的各种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管理；
（三）对孕产妇和儿童实施系统管理、访视和普查；
（四）宣传预防保健知识；
（五）开展慢性病预防和地段医疗等服务。
第九条 防保机构的业务经费，由所在医院予以保证。
第十条 防保机构必须配备与开展防保业务相适应的冷链、接种、体检等设备器材。
第十一条 各级各类医院的预防保健人员，要按医院全部业务人员5％以上的比例配备，要选择思想好、身体健康、能胜任防保工作、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从事预防保健工作。
第十二条 防保机构必须建立健全各项工作程序、制度、标准和管理档案，实行科学管理。
第十三条 预防保健工作情况的考核，由各医院和县、区防保部门负责。各医院可根据内外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予以奖励或处罚。
第十四条 预防保健工作，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实行有偿服务。预防保健有偿服务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防保机构的装备以及对预防保健人员的奖励。
第十五条 预防保健人员与卫生防疫、妇幼卫生人员享有同等待遇，计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龄。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988年5月20日
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杨涛


中国法院网6月16日报道，记者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正式受理原告张某起诉被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春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中国农民调查》的涉讼，在我看来，不足为奇。此书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之艰辛，某些官员之贪婪、残忍，笔锋之犀利，为近年来国内文坛之少见。这样的书当然为一些官员所不愿见到，因此而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也在情理之中，据说作者也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笔者无意于评价书中所涉事实的是非，但对于官员提起名誉侵权诉讼的相关问题却如梗在喉，有话要说。
先看看本案的管辖权的问题，被告对阜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认为，《当代》杂志社在北京，涉嫌侵权行为的结果地覆盖全国，因此本案不应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此异议被阜阳中院驳回后，被告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受侵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上诉。如果仅仅从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条文来看，安徽高院的裁定并没有错，但本案的原告张某的身份特殊，其现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曾任阜阳市某县县委书记，并且所打的官司是有可能不利于阜阳形象的诉讼，民众有理由怀疑阜阳市当地法院审理此案的公正性。安徽高院完全可以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本案提审由自己管辖，或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样才能使这起全国人民关注的名誉侵权诉讼，首先在入门时就坚持了程序公正。
再让我们来看看官员在名誉侵权诉讼中诉权问题。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名誉都不受非法侵害，对官员的名誉也不例外，官员当然享有对侵害其名誉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过由于官员行使公权力，而权力是民众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为害甚烈，民众有监督官员行使权力的权利，法律应当在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因此，首先各国对于官员的名誉权的保护弱于对普通民众名誉权的保护，官员对于民众一些不为过分的批评，即使是不正确的，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应当有容忍的义务。其次，当民众的监督(包括民众的喉舌--新闻媒体)有可能涉嫌侵犯官员名誉权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迅速查清民众的监督是否属实，以实现民众的监督权利当然同时也是为无辜的官员正名。明智的法院也应当要求官员拿出有关部门的处理决定后决定立案，或者在立案后中止审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后再审理。否则，问题的焦点本来是监督官员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却转为民众或媒体是否侵权，有关部门也因为法院的受理“不好影响审判”而袖手旁观，官司拖上个几年，官员即使败诉，其违法违纪的行为也不了了之。民众的监督权利无以保障，还要拖上几年的精力与金钱，正如有学者所称“监督止于官司”便是这个道理。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上，关于官员名誉侵权诉讼案中并无特殊的规定。立法上把官员与普通民众的名誉案等同看待，没有看到官员在实际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和监督公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也使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之间严重失衡，造成价值取向的错位，不足可取。
我们拭目以待这起官员名誉侵权案，也希望此案能公正审理，并在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之间寻找到价值的平衡点，以期带来立法上的突破。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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