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负担监督办法

（2007年5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7年5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43号公布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强对企业负担的监督，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负担，是指行政机关（包括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机构、组织）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要求企业提供或者变相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要求企业履行的其他非法定义务。


　　第三条　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采取自查自纠与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和完善企业负担监督管理制度，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做好企业负担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会同监察、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对企业负担监督进行工作指导、组织协调，建立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制度，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对企业负担行为进行自查自纠，并将自查自纠情况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企业负担进行举报、投诉。
　　被举报、投诉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如实说明情况，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调查工作，不得打击报复举报、投诉人。
　　支持新闻媒体对企业负担进行舆论监督。


　　第六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企业负担的内容。企业认为规范性文件设定企业负担的，可以采取书面方式，向制定机关或者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请求予以纠正。


　　第七条　实施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的机关，应当对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核准收费项目、标准的机关。
　　核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的机关，应当定期对核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进行评估，及时清理；对不需要继续实施的，或者核准实施时的依据已经废止的，应当及时予以撤销；核准实施时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予以修改。评价、清理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涉及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的核准机关或者实施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收费机关应当出示《收费许可证》，并出具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企业对收费项目、标准或者依据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实施收费的机关予以说明；收费机关拒绝说明或者不能提供合法依据的，企业有权拒绝缴纳，并可以向经济贸易、财政、价格等部门查询，有关部门应当为其查询提供便利。


　　第九条　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非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企业指定鉴定、评估、检测、检验、检疫、培训等机构，或者违法增设许可条件的，企业有权拒绝，并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
　　行政机关不得多部门、多层次重复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外，不得向企业收取费用。不得利用检测、检验、检疫之便，实施重复收费。


　　第十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考核、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应当以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
　　对企业进行检查、考核、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应当统筹安排，不得多部门、多层次重复进行。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当告知实施检查的依据和检查内容，并出示执法证件。
　　实施检查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企业应当对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予以支持配合，不得无理拒绝。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不得将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有偿服务，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指定的有偿服务。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组织办理有关行政管理事项的，所需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企业有权自主选择社会中介组织为其提供服务的事项，行政机关不得干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人员进行强制性培训的，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没有规定收取培训费用的，培训机关不得要求企业或者参加培训的人员交纳培训费用。
　　对企业人员进行非强制性培训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需要收取培训费用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收费许可后，根据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
　　对企业人员进行的各类培训，必须统筹安排，不得多部门、多层次重复进行；不得利用培训发证、验证等工作之便，实施重复培训、重复发证、重复收费。


　　第十四条　禁止利用行政职权实施下列行为：
　　（一）要求企业无偿或者低价提供人力、物力、财力；
　　（二）要求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强制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或者设备、设施；
　　（四）强制企业接受有偿信息、咨询、商业保险等服务；
　　（五）要求企业报销或者分摊各种费用；
　　（六）要求企业提供赞助、资助或者捐献财物；
　　（七）要求企业提供借款或者垫付有关资金；
　　（八）将公益性义务活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或者将行政机关的公益性活动转嫁为企业活动；
　　（九）强制企业在指定的媒体刊登广告、提供有偿新闻和订购报刊、杂志、书籍、资料、音像制品，出资编写名录、年鉴、大全、画册等图书资料；
　　（十）强制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
　　（十一）强制企业参加展览会、新闻发布会、研讨会，或者强制企业参加各种考察；
　　（十二）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对前款规定的行为，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监察、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和信箱（网址）。


　　第十六条　收到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当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做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举报、投诉，应当自收到举报、投诉之日起3日内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并告知举报、投诉人。
　　对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解决的投诉，应当告知投诉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受理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并送达举报、投诉人。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0日。
　　重大举报、投诉案件的处理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八条　举报、投诉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自收到处理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查；复查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复查决定，并书面告知举报、投诉人。


　　第十九条　上级行政机关发现下级行政机关对举报、投诉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可以直接处理或者责令下级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第十六条关于投诉处理期间“3日”、“5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法律、法规、规章对处理权限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根据情节、性质和危害后果，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一）责令书面检查，向企业赔礼道歉；
　　（二）戒勉谈话；
　　（三）通报批评；
　　（四）将责任人调离执法工作岗位；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二条　经济贸易、监察、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利用监督职责之便牟取私利的；
　　（二）包庇或者纵容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
　　（三）对举报、投诉事项拖延、推诿或者不依法处理的；
　　（四）泄露举报、投诉人的有关信息，导致举报、投诉人遭受打击报复的；
　　（五）违反监督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对个体工商户负担的监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传销自1945年在美国诞生以后，不久就被不法商人变质为诈财的工具，并由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不但在各国造成重大社会事件，使得数以万计的民众受到损害，而且也使得正在发展中的传销事业的形象大受打击。传销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之后，在我国独特的重人情关系的土壤里，演变成了一种“杀熟”的手段，被人称为“经济邪教”，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进和资金市场的不断活跃，传销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空间，死灰复燃之势愈演愈烈，传销大案时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本文拟对传销犯罪的现状予以多角度考察，分析其特点及社会危害性，从犯罪构成基本理论出发解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传销呈现出新特点

　　（一）花样翻新。“消费联盟”、“连锁加盟”、“互动式营销”、“全球得利计划”、“网络营销”等形式相继出现，不法分子大肆鼓吹传销行为是所谓的“21世纪最具潜力及效益之革命性行销方式”，声称此种营销模式投资定额，而收益无限，其目的就是不断地扶持和发展“下线”。传销组织者不再靠出售化妆品、保健品、日用百货等产品来拉下线，而是以所谓的“产品”为幌子，把重点放在“拉人头”上。

　　（二）行为方式更加隐蔽。传统传销活动多存在于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集中地区、居民小区或家属院内，改大规模聚集为小规模多点聚集，指定专人外出采购必要的生活用品，行动谨慎，行踪不定。近阶段，又衍生网络传销，金融网络传销猖獗，组织者在网上发布传销信息，参加者浏览、接收信息，借用网络隐蔽上下线。

　　（三）管理手段翻新。一般传销管理手段严密，传销组织者对参加人员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由组织者统一安排同吃同住同上课。平时基本上不允许外出和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偶尔外出和对外联系都有人监视，对不听话者轻则开会批斗，重则拳脚相加。目前，已有传销组织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感化手法，不仅没有打骂行为，甚至成员回家还提供免费火车票，不少人因此降低了警惕，迷惑了众多群众。

　　（四）参加人员年轻化、多样化。参与传销者人员复杂，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和各行各业，包括农村外出打工者、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在校职高生和中专生，甚至大学生、公务员。据调查，传销人员中80%左右为年轻人，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已被列为当前传销组织“锁定”的重点发展人群。

　　（五）欺骗手段狡诈。一些传销组织者在宣传材料中，通过伪造营业执照、新闻报道和领导合影等虚假信息，混淆传销与直销概念，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来证明其活动的合法性。通过大肆渲染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安排“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等方式，不断刺激参加者的贫富差距感，对参加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洗脑后，专门指派“老师”向新参加者传授“经验”，从而使得传销网络屡禁不止。1

　　（六）传销的“经济邪教”特点日趋明显。传销组织对传销人员管理苛刻，诱骗加入时多采取威吓手段。大多数传销人员人身自由被完全限制，生活艰苦，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存在大量诱发杀人、抢劫、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的诱因。其中有一些成员成为了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有一些则结成“反传同盟”、“传销难民营”等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以绑架、勒索等形式报复传销网络中人，并将自己的不幸迁怒于政府，报复社会。

　　（七）传销活动向着有组织的犯罪发展。有的传销头目与境外非法组织和黑恶势力勾结，利用传销结成黑帮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各省市传销大案层出不穷，规模越来越大，如2009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非法传销第一案“蝴蝶夫人”何跃兰传销案。这个组织通过拉人头、高额返利等方式开展传销活动，发展会员6万多人、代理商500多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区，涉案金额高达3.35亿。2012年8月，江苏镇江警方破获“世纪通”巨大传销案，该案业务遍布20多个省市、非法敛财10亿余元、旗下发展13万余人。

　　二、传销给我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首先，传销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非法传销活动的本质是欺骗，参与传销者并未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大部分传销活动都是无商品的销售，就是俗称“拉人头”的销售。这些传销以骗来多少人为依据进行计酬和提成，事实上传销人员既没有进行商品的生产也没有促进商品的流通，财富仅仅从多数被骗者手中流入到层级较高的个别传销组织者、领导者手中，只存在财富占用者的改变，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参与传销的人员基本上都有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阻碍社会财富的生产。

　　其次，传销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传销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反复轰炸式洗脑，会使参与者最终突破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让人不以欺骗为辱，反以为荣，即便组织被取缔，不再从事传销，已经没有正常人做不道德事时的内疚感，变得极端自私，唯利是图，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础。这样的社会成员如果达到一定规模，社会控制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3

　　再次，传销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一些怀有破坏国家团结统一，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利用传销进行非法宗教和迷信、帮会、邪教及明显带有政治性煽动的活动，对人进行精神控制，进行破坏活动。近年来发生的传销活动被法轮功利用、少数民族参加传销的案件即是例证，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邪教组织参与传销，以传销的利益驱动传播邪教，以邪教的精神控制推动传销，将使打击传销工作更加复杂。而少数民族因为经济落后，利益诱惑将更加强烈，因查处传销及传销被骗所引发的民族矛盾将会导致新的社会危机。4

　　最后，传销活动对社会造成其他多方面的侵害。传销以欺骗为直接手段，出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源。参与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解脱的方式就是发展下线，欺骗别人，一个庞大的骗子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传销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瓦解作用不可小视，传销活动参与者多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被亲戚朋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外省市，亲友之间的互相欺骗是对社会稳定基础的极大破坏。假如传销无限制发展下去，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资源将无限流失，终究会动摇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传销的参与人员多是下岗工人、未就业的大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参与传销的最后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人血本无归，债务缠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因“洗脑”过分投入，精神接近崩溃边缘。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外地人跨省传销已经成为非法传销的主要形式，大量传销人员被骗后身无分文，流落异乡，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诈骗、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陷社会于无序状态，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如此恶性循环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三、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

　　针对传销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29日在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以“非法经营罪”对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定罪处罚。依照该批复，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要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基本依据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此外还要考虑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法律上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在适用中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各地标准不一，从而对传销一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各不相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其中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传销罪名及量刑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对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加大了打击力度，可以充分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面，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受到刑罚处罚，是对其恶行的惩罚，可以实现刑罚报应的目的。按照《修正案（七）》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即可构成犯罪，而不必等到传销行为情节严重、获得数额较大的利益时才给予刑罚处罚，加大了刑法制裁传销行为的范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销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定具有宣示作用，揭开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所宣扬的“传销合法”、“国家对行业暗中保护”的谎言。这是对传销组织里的欺骗谎言进行的最有力回应和揭露，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传销的犯罪本质，从而预防更多的人参与传销活动。

　　根据《修正案（七）》的规定，可从以下四各方面确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解释该罪设立的背景是：“近年来，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结合本文关于传销社会危害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是该罪侵犯的主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了传销活动。“从《修正案（七）》第4条的规定看，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都是对传销活动的界定。”5刑法对传销活动从三方面进行严格界定，必须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构成该罪。即一要有收取或变相收取“入门费”的行为，二是将“拉人头”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三是同时要有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的行为。仅符合传销行为某一方面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具体到我市，根据天津市2011年发布的《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1、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10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2、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且只能是自然人。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未列入主体范围之内。传销活动之所以猖獗，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了主要和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传销的重点打击对象。根据2010年5月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大量的一般传销参加者由于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而上当受骗，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追究，仍由行政手段规制，以说服教育为主，体现了国家动用刑罚权的谨慎态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都有非法牟利等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传销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为了谋取利益仍然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和积极追求的态度，过失不可能构成该罪。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者在实施传销活动过程中构成本罪，又构成其他如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犯罪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处理数罪的原则，从一重处或数罪并罚。

　　注释

1 胡军：《当前非法传销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载《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5期。 2 王海鹰：《非法传销立法打击迫在眉睫》http：//www.zhixiaowang.com/article/article_2148.html，2012年8月23日。 3 传销的深层次危害——《“408”传销大案》随感.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10-10/10-14102_3.html，2008-11-12。 4 熊英：《对设立非法传销罪的立法思考》，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5 高铭暄：《罪名之研析（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