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管理规定
1993年4月1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一条：为加强对金融机构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风险管理，促进外汇买卖业务健康、稳妥地发展，根据《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自营外汇买卖系指金融机构以其自有和自筹的外汇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行买卖外汇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须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批准。
第四条：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须具备下列条件：
1．外汇买卖业务主管人员须具备5年以上从事外汇买卖业务的资历；专职交易员须具备3年以上从事外汇买卖业务的资历；专职交易员不少于3人；
2．有专门交易室，并配备信息终端机和其它有关设备；
3．具有不少于2，000万美元的等值外汇资本金或外汇营运资金；
4．有健全的外汇买卖业务的内部管理规章和制度。
第五条：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须按下列要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备。
1．规定各级主管人员外汇买卖的管理和审批权限；
2．规定外汇买卖的业务品种范围及其风险限制条件；
3．规定每个交易员或主管人员每笔交易的最高限额和头寸管理权限；
4．规定每日外汇买卖的敞口总头寸和隔夜敞口头寸限额；
5．规定每笔外汇买卖的止蚀点；
6．制定交易员守则；
7．建立固定格式的台帐登记制度；
8．制定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专门会计科目，对自营外汇买卖进行单独核算；
9．交易与结算分别管理。
第六条：金融机构申请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须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下列文件和资料：
1．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申请书；
2．申请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可行性报告；
3．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实收外汇资本金的验资报告；
4．外汇买卖主管人员和专职交易员的名单和简历；
5．外汇买卖业务的内部管理规章和制度；
6．外汇买卖业务的交易设施、设备情况简介；
7．银行总行或上级行同意其开办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文件；
8．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的其它文件和资料。
属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或银行分支行申请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由分局审核上述材料提出初审意见后，转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七条：银行分支行办理自营或代客外汇买卖业务一律通过其总行对外办理交易，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直接交易。
第八条：经批准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其从事外汇买卖业务的专职交易员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培训和考核，专职交易员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
第九条：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每天交易总量（敞口总头寸）不得超过其外汇资本金或外汇营运资金的20％。
第十条：经本单位最高主管批准，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可保留少量隔夜敞口头寸，但隔夜敞口头寸的最高余额不得超过其自有外汇资金或外汇营运资金的1％。
第十一条：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的当年累计亏损额不得超过其自有外汇资金或外汇营运资金的1％，亏损额达到其自有外汇资金或外汇营运资金的1％时，须立即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并暂停办理此项业务，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当年不得重新经营此项业务。
第十二条：金融机构的自有和自筹外汇资金为避免外汇风险进行货币结构调整，不受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限制，可凭有关合同并经其最高主管批准按需要进行。
第十三条：未获准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其自有和自筹外汇资金为避免外汇风险进行货币结构调整，可委托其它经批准办理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办理。
第十四条：非金融机构（外、合资企业除外）不得自行办理外汇买卖业务，如有外汇资金保值需要，可委托经批准办理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办理。
第十五条：经批准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应于每月15日前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当地外汇管理分局报送上月的“自营外汇买卖及头寸统计月报表”。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必要时可随时要求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本规定所称自有外汇资金、外汇营运资金、每日敞口总头寸、每日隔夜敞口头寸均按当日纽约外汇市场汇率折美元进行计算。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将视情节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处以10，000－5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暂停其办理此项业务的处罚，并可没收其非法经营所得。
第十八条：本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行，本规定实行之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的（91）汇管条字第421号“关于加强金融机构自营外汇买卖管理的通知”作废。


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张旭科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是大陆法系传统制度。其目的在于预防情况发生变化而使先履行义务的一方遭受损害行，避免强制履行，从而达到维护交易的公平。我国《合同法》在保留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优点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精华，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并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但《合同法》实施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由于《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甚至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个个我们无法避免的困境。正视这些困境并想方设法解决，已是法学理论与实务界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与预期违约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问题
综观《合同法》，虽然不安抗辩权适用范围的扩展、与从英美法系立法中吸收的预期违约规定的结合运用使先履行方的救济方式更充分，同时，我们却又不得不感到遗憾：由于这两种制度分别来源于两大法系，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细微差别，而我国立法者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它们之间的配合协调问题，只简单将之揉和在一起，以致造成冲突与矛盾，大大削弱了其制度价值。
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规定（通说认为，这两个条款是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合同法》第68条第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是由不安抗辩权来调整的。那么一方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呢？如果不可以，那么要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表明一方将不履行义务呢？这，恐怕立法者也难以回答；如果可以，那么就出现了不仅相同的法律事实可适用不同条文且针对同一种情形法律给予两种不同救济方式的不正常现象：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68条，则他将采用“掌握确切证据——中止履行——通知与等待对方提供担保”的救济方式，当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和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则他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这时，我们的法官是应该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条款还是适用预期违约的条款呢？可见，合同法关于两种制度独立分散的规定方式，已造成了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并进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漏洞。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可以授予先履行方以选择法条的权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如果授予先履行方有选择法条的权利，那么难免会导致其滥用合同的解除权，并立法精神相佐。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合同实务中，先履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难免会以不安抗辩为借口，直接援引第94条第二款与第108条的规定来解除合同，达到毁约的目的，这就会使第69条规定的先履行方在履行不安抗辩权时应当负有举证和通知义务等旨在保障后履行方权利的措施形同虚设，难以对后履行方期限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先履行方滥用合同解除权，会降低履约率,这也与合同法促进履约率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虽然两大法系之间的取长补短已是各国立法界的共识，可这种渗透与融合决非简单的法条相加；同时，任何制度设计和选择都必须以发挥其制度功能和内在价值为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制度之间是非冲突的。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对于如何消除，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法》为我国基本法，有鉴于法律的严肃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朝立夕改的，而法律解释的功能也已从单纯探求法律规定意旨扩展到进而对法律进行漏洞补充、价值补充等诸多方面，所以，在现行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借助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协调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两种制度的运用，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笔者认为，可以以认定不安抗辩权的标准来规定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吸收两种制度的精华，使之既具体又易操作。也就是说在合同法 “违约责任”中另辟条文，对默示预期违约作出专门规定，将“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纳入默示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并使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在救济方式上趋于相同或类似，形成互补。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不安抗辩制度与后面不完整的预期违约制度相互补充，才能完整的发挥作用。”
二、举证责任要求过于严格问题
对于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前的举证责任问题，虽然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但标准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要求是不同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抗辩人只要证明对方的“财产显形减少”到令人以为将不能履行债务的证据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无须证明“财产显形减少”的直接原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也只要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将不能正常履约即可主张对方默示预期违约。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举证责任较轻。然而，我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先履行方必须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时，才能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可见，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而不能凭主观猜测。
笔者认为，在先履行方举证责任问题上，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实在是过于严格。因为，虽然说《合同法》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为了防止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被滥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这个充分保护各种信息资源的社会，要取得“确切证据”并非是件易事，况且说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正规渠道掌握“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极有可能会人为地带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资产不良变动信息将涉及侵犯对方商业秘密问题等；同时，这种过于严格的举证责任，实质上是几乎等于剥夺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机会，这明显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严重扭曲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创设之精神，损害了该制度价值功能的实现。
正如立法初衷，如果仅凭主观的猜测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确容易造成先履行方滥用该项权利；但同时，如上所述，举证责任的过于严格也将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先履行方在具备基本证据的前提下，允许其向法院申请调查对方的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材料，把这一责任转交给法院，同时规定行使权利一方在负一定举证责任的同时，对方再负一定的反证责任。
三、法条用词的模糊性问题
以概念法学为基础建立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无具体规定则会产生适用上的重大缺陷，是法律漏洞，往往会造成认定上的困难。而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无明确或具体的规定，有些甚至用极为模糊的词句代替，这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难以实际操作与认定。在此，笔者现就不安抗辩权条文中存在问题与缺陷以及解决途径阐述如下：
1、适当担保的确定问题。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2、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问题。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3、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认为，由于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作者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莲花庄路3号 3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