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大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动物防疫管理条例


（2004年3月25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4年6月10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2004年6月10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法》）、《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以下简称《动物防疫条例》）和《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饲养、经营动物，生产、经营动物产品以及与动物防疫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管理工作。卫生、工商、公安、交通、环保、财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动物防疫管理工作。

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

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和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指导下，组织实施本乡（镇）的动物疫病预防工作。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农、林、牧、渔场应当在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依照本条例做好本场内的动物防疫工作。

第四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逐年增加动物防疫基础设施投入。将动物疫病防治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设立防疫储备金，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地方防疫经费按照规定比例及时足额到位。

第五条 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执行国家规定和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其他动物常规免疫计划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实施。

饲养、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和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免疫接种和消毒。

第六条 乡（镇）应当配备村动物防疫员，规模化动物养殖场（户）可以聘用动物防疫员。

村动物防疫员应当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经村民委员会推荐，乡（镇）培训、考核，并取得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动物防疫员证》后，具体负责本村动物防疫工作。

村动物防疫员的劳动报酬，除自治县、乡（镇）财政按照有关规定补助外，其余由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根据动物防疫员工作情况在收取的防疫费中支付。规模化动物养殖场（户）聘用动物防疫员的劳动报酬，由聘用方承担。

防疫费由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按照省有关规定统一收取，用于动物防疫事业。

第七条 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印制、发放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免疫档案和免疫卡，订购和供应免疫标识。

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应当以基本防疫单元为单位建立动物免疫档案。

动物防疫员在实施动物免疫时，负责填录动物免疫档案，发放免疫卡，对免疫过的猪、牛、羊佩戴免疫耳标。

未佩戴免疫标识的动物不准进入流通领域。

第八条 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实行冷链运输、封闭管理，由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织发放，逐级供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生产、经营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

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和村动物防疫员，应当按照冷藏、卫生条件和技术操作规程，运输、保存和使用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禁止使用失控和过期失效的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生产、经营动物饲料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标准，所有动物性原料必须是经过检疫合格的动物产品。

第十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建立符合防疫条件的动物隔离场（点）和无害化处理场，所需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十一条 为防止重大动物疫病传播，自治县可以在重要交通路口设立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进出本辖区的动物、动物产品查物验证。查验不符的，可以进行抽检或者再次免疫。

第十二条 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应当设疫情报告员，村动物防疫员为兼职疫情报告员。发现患有疫病或者疑似疫病的动物后，按照规定报告内容，在规定时限内上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

第十三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接受免疫且在保护期内因发生疫情而被捕杀的动物，或者为防止疫情扩散而强行捕杀的动物，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畜主经济补偿。

第十四条 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向所辖乡（镇）派出动物检疫员，也可以在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和其他单位聘用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兽医专业人员，作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派出动物检疫员，负责本乡（镇）的动物产地检疫工作。

聘用的动物检疫员劳动报酬，应当在上缴县财政返还的检疫费中按照规定给予解决。

第十五条 出售、调运动物和动物产品，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时间向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向其派出的动物检疫员提前报检：动物产品、供屠宰或者育肥动物提前三天报检；种用、乳用或者役用动物提前十五天报检；因生产生活特殊需要出售、调运和携带动物或者动物产品的，随报随检。动物检疫员必须到现场检疫。

第十六条 对生猪等动物实行产地检疫，定点屠宰；屠宰场（厂、点）应当严格执行宰前索证和查验标识的规定。

第十七条 跨县引进种用、乳用等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到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检疫申报登记手续，并获得输出地有效的检疫证明和动物产品加盖（加封）的验讫标志，方可引进。

引进的动物应当在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隔离观察15—45天，经检疫合格后方可饲养、使用。

第十八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对动物防疫工作进行监督。

动物防疫监督员和动物检疫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情况、索验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拒绝和阻挠。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藏、转移、强抢、盗挖已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和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免疫接种和消毒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动物货值5％到15％罚款并代作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擅自生产、经营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的，由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和违法所得。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防疫员违反技术操作规程或者使用失控和过期生物制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根据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管理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活动不符合动物防疫标准的，分别由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瞒报、谎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未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其派出的动物检疫员申报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并处货值10％至20％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对生猪等动物没有实行产地检疫、定点屠宰的，由自治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配合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屠宰的动物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营业额3倍以下罚款。对不执行宰前索证和查验标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应当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价值1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拒绝、阻挠动物防疫监督员和动物检疫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隐藏、转移、强抢、盗挖已被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追回和没收动物、动物产品，并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乡（镇）畜牧兽医综合服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及时制定或者实施动物免疫计划和未及时组织对动物、动物产品检疫的；

（二）未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扑灭动物疫病措施的；

（三）未按照国家、省和本条例有关动物防疫规定，建立动物防疫监督、监测档案的；

（四）虚报、冒领、挤占、挪用动物防疫经费的；

（五）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擅自制定新的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

（六）未依法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的。

第二十九条 动物防疫员、检疫员、监督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撤销相应资格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实施计划免疫和消毒的；

（二）隐瞒、迟报和漏报疫情的；

（三）使用非法渠道获取的动物预防用生物制品或者免疫标识的；

（四）未按照国家、省和本条例规定进行检疫，造成漏检、误检的；

（五）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盖（加封）验讫标志的；

（六）动物产品检疫合格只出具检疫证明不加盖（加封）验讫标志，或者只加盖（加封）验讫标志而不出具检疫证明的；

（七）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收费的；

（八）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因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给有关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问题之法律思考

罗云 http://www.luoyun.cn/
吴晓阳

一

自1999年网络游戏在中国登陆以来，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娱乐产业在中国呈现快速发展趋势，4年内其市场规模增长60倍，营业额从2001年的3亿元猛增至去年的13.2亿元。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有关调查报告，2003年，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达1380万户，比2002年增长63.8％；消费市场规模达13.2亿元，比2002年增长45.8％，同时带动电信服务、IT设备制造等关联行业增长近150亿元。网络游戏，作为一个新兴的庞大的数字产业，愈来愈成为一股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可忽视的新势力。

自网络游戏产生伊始，“网络虚拟财产”这个概念便随之出现，并不断被人们接受与重视。网络虚拟财产既谓之“虚拟”财产，因此是网络游戏中虚拟出来的财产和物质，其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实际存在。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其实质是存储于网络游戏服务器中的各种数据与资料，在网络世界中主要体现为网络游戏玩家所控制下的游戏账号（ID）项下所拥有的各种网络游戏货币、武器装备、级别段位等可变参数。

随着网络游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扩张，因网络游戏而发生的纠纷也随之不断涌现。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因虚拟财产丢失、被盗而引发的游戏玩家与游戏运营商、玩家与盗窃方之间的纠纷；因玩家使用外挂、私服而引发的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纠纷；玩家与运营商对于虚拟财产的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对于运营商与玩家间签订的格式条款是否合理而引发的纠纷；以及在虚拟财产市场交易中因虚拟物品存在归属上之瑕疵而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引发的纠纷等。

当前，此种因网络游戏而产生的纠纷层出不穷，同时相关的法律诉讼也不断出现，但法律欲对此进行调整时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颇为无奈与尴尬。盖因网络虚拟财产问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法律真空地带，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承认，但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其没有得到明确确认。但目前的具体实践，又不得不要求相关法律对网络游戏虚拟财产问题进行积极的调整，从而将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体调整与发挥效力的范畴——因此对虚拟财产进行立法，这已是时代的呼唤。

二

前不久，笔者代理了浙江省首例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案——玩家陈某诉广州光通一案。该案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受理，现已审理终结，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当前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纠纷中反映出来的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对我们就很有启发意义。该案的主要情况为：

原告陈某，为热门网络游戏《传奇3》的玩家。一年前，原告通过会员注册和购买缴费卡的方式，与广州光通通信公司建立网络游戏服务关系后，一直在家中上网参与该网络游戏。2004年2月下旬，原告在打怪中偶然捡到一枚“降妖伏魔戒指”，当时未发现属性异常。但原告将其放入游戏仓库后再次取出时，发现其属性已大大变异。原告使用的游戏角色在使用该“魔戒”后，威力超常，杀戮力激增，因此有其他玩家向网管举报，怀疑其为非法道具。该游戏中国地区运营商广州光通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即该案的被告，认定该戒指为非法物品，并根据《用户服务条款》与《违规玩家处罚规则》，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自行删除了该“戒指”，同时封停原告的游戏账户10天。后在与原告交涉下，被告在三天后恢复了原告的账户，但其装备库中的该戒指已被删除，同时被告也未对封停账号及相关损失做出补偿。原告因此将被告广州光通公司告上法院。

关于该案，双方存在争议的焦点主要为：

1．对该戒指是否为“非法物品”的认定问题。被告辩称，该变异戒指的产生是因为原告在游戏过程中使用了“大补贴”外挂，由此导致游戏主服务器在实行逻辑上出现紊乱而致该戒指产生性质上的变异，因此该戒指属于“超级变异”的非法物品。因此其主张其根据《用户服务条款》与《违规玩家处罚规则》之相关规定而对原告处以删除该异性戒指、封停帐号的处罚行为符合合同条款，并没有违约。对此我方首先提出，原告在游戏过程中的确存在使用外挂的行为，但该“魔”戒的产生跟原告使用外挂程序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我方认为，“降妖除魔戒指”的产生和变异及最后被删除等改变游戏装备本质属性的结果都是由被告的服务器主程序决定的，原告纵使同时、多次使用无数个外挂程序，也无法在事前做到控制游戏装备产生、变异等结果的发生。同时被告也无法举证单个的外挂程序会直接导致主服务器混乱而使游戏装备变异。

其次，被告将该异常戒指认定为“非法装备”没有任何法律或约定依据。首先，被告在合同条款中并未明确到底何为“非法”装备，根据格式合同当事人双方对合同中之概念、条款有异议而做不利于格式合同制定方解释之法律原则，应此该戒指不应认定为非法装备。其次如果被告要主张该戒指为非法物品，必须进行充分地举证，如无法充分举证证明该戒指为非法物品，被告进行上述行为之理由即无法立足。同时，我方对其进行上述处罚行为之依据，即《违规玩家处罚条例》是否可以作为被告方做出处罚的依据也保留有怀疑。游戏玩家都知道，在玩家注册网络游戏过程中，玩家对游戏运营商出示的电子《用户服务条款》文本必须点击“同意”，进而始能建立游戏服务合同关系。因此，该格式《用户服务条款》是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与依据。但我方认为，《违规玩家处罚规则》不同于《用户服务条款》，其是被告单方在网站公布的规定，既不是原被告所签合同内容，原告也不知其内容，原告对不是双方所签合同的其他条款——《违规玩家处罚规则》又不予认可，被告当然就不能将《违规玩家处罚规则》作为约束原被告的依据，显然也就不能据此作出处罚。因此，在本案中，显然被告仅根据其单方之推测，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之异性戒指是在原告使用外挂导致服务器紊乱的情况下产生，又在无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未通知原告即采用封停帐号、删除戒指的方式对原告进行处罚，显然侵犯了原告的合同权利，属违约行为。

2．被告封停原告帐号、删除戒指的行为是否为违约行为。对此被告辩称，该异常戒指的产生为原告使用外挂而产生，因此其将该戒指认定为“非法物品”，进而根据《用户服务条款》与《违规玩家处罚规则》作出了封停原告账号、删除戒指的行为，因此不属于违约行为。我方认为，其在得到其他玩家举报而对原告的该戒指进行认定时，其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变异戒指的产生是因原告使用外挂而引起。同时，其在擅自为删除原告戒指、封停原告游戏账号前，根本未通知原告，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原告在该游戏服务合同关系中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同时也单方面排除了原告申辩救济的权利，因此被告的上述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其应当对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完全接受了我方的观点。法院认为，原告在与被告建立游戏服务合同关系后，其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的虚拟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在不能证明原告戒指是在原告使用外挂导致服务器紊乱的情况下产生，又在无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未通知原告即采用封停帐号、删除戒指的方式显然侵犯了原告的合同权利，属违约行为，被告对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判决被告为原告恢复“降妖除魔戒指”一只（属性与传奇3官方网站上资料相同）并打入500万传奇币，同时赔偿原告相关损失51.37元。

三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也比较有启发意义。在该案中，原告方比较成功的是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为切入点，巧妙的避开了现有法律体系对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问题的盲点与真空地带，从而为之后的胜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当前法律对于调整此种关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社会关系的无奈与尴尬。其实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前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便需要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社会关系进行相关立法与调整。在本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在与被告建立游戏服务合同关系后，其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的虚拟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这便体现了法院在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过程中，对于网络虚拟财产问题的现状而做出的一种调整。在这里，司法机关同时也发出了一个信号——法律已经注意到了网络虚拟财产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将积极对该社会关系进行调节。

对于现实中之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纠纷，我们认为，网络游戏虽属于拟制物，但这也并不影响其作为无形财产这一法律关系的客体来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围绕着这个法律思想，我们现展开对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案件的一般性研究与探讨。

（一）游戏玩家与网络游戏运营商之法律关系研究

一般网络游戏的玩家都知道，在一款网络游戏推出之后，游戏服务商通常在其主题网站上，向消费者宣传介绍自己的游戏，确定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进行各种虚拟物品的介绍，并列出资费标准等。这些包括了游戏服务的细节内容，并且不可协商、对象广泛不特定、时间持久，构成了格式合同的要约邀请。而消费者在下载网络客户端之后，向运营商提交注册申请之行为则视为要约行为。在运营商核实纪录玩家资料、数据后提示申请人注册完成，即视为运营商对于该特定申请人（玩家）之要约的承诺，随之双方网络游戏服务合同即告成立。因此，网络游戏玩家与游戏运营商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相应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即基于该游戏服务合同而明确。一般而言，游戏玩家与运营商、服务商应各自承担一下法律义务：

(1)游戏玩家的义务主要体现为遵守游戏运营商制定的游戏行为规范、规则，服从游戏服务商的正当管理，禁止使用外挂、私服等非法作弊程序，维持网络游戏虚拟世界正常秩序等。对于付费游戏还有通过购买点数卡等途径按时交费的义务。一般对此游戏运营商都会在其出具的格式文本中明确、严格地进行规定。

(2)游戏服务商的义务主要体现为在游戏时间内按合同约定或一般性的要求提供正常的游戏质量与环境，以及一定的网络、技术服务支持，管理、维护并保证游戏正常运行，尊重玩家在不违反行为规范的情况下的任何游戏方式，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合法保存游戏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并存储于其服务器上虚拟财产的数据、资料，并保证其完整性，即对玩家游戏过程中及下线后之虚拟财产保管的义务。

关于这点，在目前社会实践中，引起的纠纷比较普遍。比较关心网络游戏的玩家会留意到，在网络游戏迅速发展的近几年，经常会发生游戏服务商将游戏玩家的数据、资料丢失的情况，因其而引起的纠纷也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是被称为全国首例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案的李宏晨诉“北极冰”一案。河北一游戏玩家李宏晨在一名为“红月”的网络游戏中积累和购买了虚拟的“生物武器”几十种，后发现虚拟装备不翼而飞，因此李宏晨以服务商北极冰科技发展公司侵犯了其私人财产权为由，将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之法庭。2003年12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宏晨在网络中丢失的虚拟装备为无形财产，具有价值含量，判令北极冰公司应在游戏中恢复李宏晨丢失的虚拟装备。

这个案子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首先，作为游戏服务商，其对于玩家下线后储存于其服务器中的数据、资料应尽到保管义务，否则即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此点，其实也颇有争议。因为这种保管义务一般在合同中并未提到，此外在多数网络游戏事先出示的电子协议中，都有关于“电磁记录属于公司”的条款，因此就游戏服务商而言，其认为既然游戏中之数据等电磁纪录属于其所有，自然就不存在对于游戏玩家之虚拟财产保管不保管的义务了。但笔者认为，虚拟财产虽产生于特定服务商之服务器，且只能存储于该服务器上，但虚拟财产之产生和变化并不由服务商控制，而是玩家在接受服务商服务时特定行为的结果，具体虚拟财产的种类和数量完全取决于游戏玩家自身之活动，因此不能否认游戏玩家对其ID项下之虚拟财产享有所有权。在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最为发达与完善的韩国，其相关法律就规定的比较明确：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服务商只是为这些私有财产提供一个存放的场所，而无权对其做肆意的修改和删除。这虽主要是对玩家之虚拟财产权利加以法律上之确认与保护，但也间接地明确了服务商之保管义务。此种保管义务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主服务合同义务的附随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