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2000年11月24日 14:05 王利明/王轶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依学界通说，该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因而该制度业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关于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也未尽完备。如何建构我国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论，从而为其立法化进行理论准备，就成为民法学上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

罗马法上，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若无特殊说明，以下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仅指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应予注意的是，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给他人占有的，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1]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这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2]

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之所以不能象诸多的民事法律制度那样，追溯到罗马法，而是以日耳曼法的法律原则为契机演绎发展起来，绝非偶然。在罗马法上，由于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土地所有权关系易于确定，因而有助于将占有与物权分离，予以独立化，并在法律观念上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正如当时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言“所有权与占有非属相同。”[3]占有制度的机能在于保护社会平和，而不在于保护权利，一旦占有与可据以占有的权利，尤其是与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大法官在权利确定之前往往发布暂时维持占有现状的命令。[4]在这种占有观念支配下，受让人信赖物的占有人为所有权人缺乏合法依据，因而也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做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日耳曼法则不同，Gewerbe是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它是日耳曼物权法的核心概念，为物权的一种表现方式。日耳曼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Gewerbe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物权；又因为日耳曼土地上的权利不易确定，须以占有状态表彰权利，以占有推定权利的存在，所以Gewerbe具有公示性，权利藉Gewerbe而体现。占有其物者即有权利，而对物享有权利的也必须占有物，因而受让物的占有者，可能取得权利，而有权利但却未直接占有其物时，其权利的效力也因之减弱。当动产所有人以自己的意思，将动产托付于他人而由他人直接占有时，所有人权利的效力减弱，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就无从对该第三人请求返还[5]。日耳曼法的这种占有观念和其相应的制度设计，为日后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之所以言其为“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绝非有意贬损日耳曼法的功绩，而是由于，尽管从法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善意取得制度，曼法“以手护手”原则确有其渊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承认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仅是所有人丧失占有后导致其权利效力减弱的逻辑结果，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这种制度设计与日耳曼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日耳曼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权力因庄园化而引致的相对封闭性的必然结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大异其趣，二者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也正缘源于此。

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及我国现行法上的动产

善意取得制度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向有争议。即时时效说认为其依据在于适用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权利外像说认为其依据在于对权利外像的保护；法律赋权说认为在善意取得权利的情况下，是法律赋予占有人以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占有保护说则认为根据公示主义，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人，法律特别规定说则认为善意取得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6]以上诸说，见仁见智。我们认为，讨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应从以下两个层次着手：首先考察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上的逻辑依据，即考察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种法律推导的逻辑结果，何以可能。这一层次的考察意在揭示立法者是（或应当）如何运用立法技术在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同时，又有实现法律上的逻辑自足，从而保持体系上的完整性和法律制度间的相互协调。其次考察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这一层次的考察意在表明法律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系对何种社会需求做出的回应，应当说，这一层次的考察更具决定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善意取得制度何以得否定原权利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前述的几种学说都可归属于对善意取得制度法律上的逻辑根据的考察。我们认为，这几种学说难谓有优劣对错之分，因为各种学说，都是从不同的法制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的阐释，而且都与人们心目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化的具体设计相关。我国民法学者大多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系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这种观点颇值赞同。

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是什么？保护交易安全，即是回答。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的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1.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物品的复制品，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使得此物品与其同类的彼物品之间的区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而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3.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品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另需注意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时对受让人及适用客体的种种限制，都意在尽可能地兼顾原权利人的利益。原权利人的损失还可通过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承担而得以补救。在实践中，这种补救仅在极少数的情形，诸如无权处分人破产，或作为无权处分人的自然人死亡而未遗留财产等情形，才不能得以实现。4.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还有一个道德上的考虑。在物品系由原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转由无权处分人占有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所附加的限制），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与善意受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前者常要密切得多。也即是说，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与此同时，使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可由其控制的风险的影响，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的存在依据，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7]《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这与罗马法传统如出一辙（我们不难从中看出罗马法对普通法曾有的影响）。依此规则“美国法对于从受托人那里购物的买受人很少给予优待。买受人不仅必须证明自己出于善意并支付了公平对价，还须证明所有人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不当处分发生，或是曾给不当处分人以某种使人信赖的产权标记”[8]。然而，时至今日，该原则已被众多的例外弄得千疮百孔，除了盗窃物及其它的少数情形，其他所有的情形都有例外，从而最终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9]《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原则：“……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即不知卖方有诈，以为卖方是对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的购买人，则不论卖方的货物从何而来，即便卖方是偷来的，善意买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10]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11]。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原则的确认。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是否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学者认识不一。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详述如下：1.我国《拍卖法》第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拍卖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肯认态度。理由在于：首先，依该条规定，买受人在委托拍卖人无权处分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委托拍卖人，还是对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人，即使其明知该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归属，也即是说，即使买受人恶意，但只要不违反其他的强行性规定，例如《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即无须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买受人为恶意尚且如此，若其为善意，则举重明轻，更应承认其取得拍卖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所有权。其次，从该条文的用语来看，有“拍卖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云云。这说明，拍卖人和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具有给付内容的同一性，因而，无论是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还是其与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都只能表现为损害赔偿之债。既然他们都无需对真正权利人承担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更毋庸说是买受人了。这一法律解释从另一角度说明，《拍卖法》确实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2.我国《票据法》第12条没有如下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我们认为，依该条规定，也可通过法律漏洞填补方法，揭示《票据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所持的肯定态度。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类型多样，此处应选择反对解释的方法。所谓反对解释，系指依法律条文所定结果，以推论其反面的结果。换言之，即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就其反面所为的解释。由于并非任何法律条文均可为反对解释，而是以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内涵的包含及外延重合为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12]。我们无法直接对《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进行反对解释。因为该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属外延的包含即法律构成要件为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不符合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但应注意的是，《票据法》为民事特别法，属私法的范畴，私法上有一条重要的权利推定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依此原则，除了《票据法》上明文规定的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在其他情形，持票人均可享有票据权利。以上为据，我们可以综合该法第12条及其他规定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条文的法律构成要件，做为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这一法律效果的统一的构成要件，这样，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外延重合，满足了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我们即可对其进行反对解释，作为其结果：在不违反其他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票据受让人（持票人）从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转让人（无权处分人）手中出于善意取得票据的，可以享有票据权利。这至少说明，《票据法》不否认善意取得制度对票据的适用。3.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见，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综上可见，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鉴于前述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所昭示的种种理由，完成立法化，当是必然的选择。需附带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立法业已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

三、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

从功能上看，善意取得制度意在对特定类型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利益衡平。那么，善意取得制度对何种类型非正常的利益变动进行衡平？又是如何进行衡平的呢？这就引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应以实定法的规定为前提，但因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有较完整的规定，我们的讨论，只能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需要，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立法以及学者的观点，为我国未来的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由于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害攸关。因而各国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都对其构成设定了严格的要件。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物权立法，应就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1.受让人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

善意取得制度意在保护交易安全，因而唯有在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德国民法将第932条“无权利人的善意取得”规定在“让与”目下，并明定受让人得因第929条“合意与交付”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人，即表明了这一见解。此外，瑞士民法第714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1条，都做相同的要求。而前引《美国统一商法典》和《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对此点表述得更为直率。因而，对于当事人因先占、继承、盗窃、抢夺、抢劫而取得财产的情形，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而仅在受让人因买卖、互易、出资、赠与、消费借贷、清偿债务以及其他以权利的移转或设定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取得财产的，方有该制度的适用。另从我国《拍卖法》的规定来看，拍卖实为买卖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也应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即然强调受让人与转让人间须存在交易行为，则受让人与转让人自然不得为同一民事主体，因而对于法人与法人分支机构间，公司与其分公司间，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间的财产流转行为，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受让人通过交易行为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是否须有偿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学说对此意见不一[13]。我国大陆学者对此也存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受让人无偿取得财产，则不能通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权利，原权利人得要求其返还原物[1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偿受让并非善意取得的要件，即使是无偿受让，受让人也可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取得财产权利。我们认为，善意取得的适用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财产为前提。理由在于：在许多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本身就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即无偿受让财产，很难认其为善意；其次，由于财产是无偿接受的，受让人占有财产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而返还财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15]，尤其是当该财产在市场上有替代品时。

当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时，自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由于我国民法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此时，相对于善意受让人而言，无论转让人是主张占有的返还，还是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均无不可。但在受让人尚未予以返还时，有处分权人也主张返还的，为保护其利益，应承认有处分权人优先受返还的权利。一旦受让人在明知财产真实归属的情况下，仍向转让人返还的，应就因此给有处分权人造成的损失，与转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请求权基础系侵权责任。有处分权人自受让人处受让财产返还的，若有处分权人对转让人就财产尚存有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时，可依损益相抵原则处理双方的利益分配。当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可撤销时，应区别对等：当受让人享有撤销权时，若有处分权人在得行使撤销权期间不知无权处分情形的发生，则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取决于转让人是否行使撤销权，若有处分权人在此期间知悉无权处分情形的，为维护其利益，应承认其得径行行使撤销权。若转让人在得行使撤销权期间因各种原因成为有处分权人时，则不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转让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若转让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转让人为无处分权人，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转让人本来就无处分财产的权利。例如转让人仅是财产的承租人、借用人、受寄人等；另一种情形是转让人本有处分权，但嗣后因各种原因又丧失了处分权。例如转让人以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为目的受让财产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的。因法律行为的效力自始归于无效，从而使转让人在其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前所为的处分行为自始成为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二种情形，都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应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形，在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国家和地区，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因为作为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当然推论，债权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财产权利的取得，此时转让人已取得财产权利，并非无权处分人。

所有权人也可成为此处所指无权处分人。这主要发生在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限制或具有物权效力的限制情形，例如所有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所有人就其财产所为处分行为即为无权处分行为。另在分期付款买卖中，若出卖人采所有权保留方式担保其价金债权的实现，则出卖人就已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标的物所为的，与买受人期待权相冲突的处分行为，也属无权处分行为[16]。依前引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为处分时，其处分权也有欠缺。

3.标的物须为动产

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采占有为公示方法的动产，始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法国民法第2279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于动产，占有有相当于权利根源的效力。”日本民法第192条规定“平衡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在其动产上行使的权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也有类似规定，以限制善意取得制度得适用的财产范围。货币和无记名证券是一种特殊的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不动产的出产物，在其尚未与不动产分离时，为不动产的组成部分，自然无法适用，一旦其与不动产相分离，即成为动产，则理应有善意取得的适用。另依证券所表彰的动产如仓单、提单和载货证券等物权证券所表彰的动产，也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针对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导致多人伤亡的刑事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往往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侦查起诉，甚至定罪量刑。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具体分析如下，以共同探讨。
　　一、对“其他危险方法”应当采取缩限解释。
　　对“其他危险方法”的解释和认定不能随意无限制地扩大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字面之含义，将具备一定“危险性”，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的任何行为方式，均界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险方法”，这样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确定性原则。而是应当采取体系解释和限制解释，将“其他危险方法”解读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即该种危险方法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或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毁损。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先无法确定，事后难以控制。
　　因此，虽然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行为均一一罗列出来，从而采用“其他”等词语进行概括性规定，避免挂一漏万，但我们也不能将“其他危险方法”做任意泛化、扩大化认定。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口袋犯罪适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二、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比不具有危险相当性。
　　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实施特性和后果不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特性在于能够一次性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的广泛杀伤力和严重破坏性。而持刀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连续捅刺他人，虽然也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比，危险性和破坏性则小得多，不具备危险相当性。
　　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的实施特性在于，该些行为一旦实施，其侵害或可能侵害的对象数量无法预先确定，其带来的损害后果已经脱离了行为人的控制能力范围。行为人单纯靠自身力量停止以上述危险行为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无法消除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状态。以放火为例，行为人一旦实施放火行为，除非主动采取救火措施，否则一般情况下无法避免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通常情况下即便在事发后采取积极阻止举措，也无法挽回局面，沦入失控状态。
　　而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多人的行为则与上述危险行为有所不同。犯罪行为人所持之刀（凶器），在行凶过程中，始终处于行为人手臂控制之下，未脱离掉行为人的控制半径和能力范畴之外，这与行为人采取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所产生的火势、水流、爆炸力及毒害物流散之状态，就危害程度和可控水平方面而言，存在着本质的区分。行为人持刀伤人之对象范围与数量由行为人自身掌握，刺谁不刺谁均可由其自行定夺。行为人一旦在捅刺一名被害人或多名被害人后自行停止后续行凶行为，不需外界干预，就能有效阻却危害结果的继续发生，故我们说此种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不具有危险相当性。
　　三、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的行为，依据行为人具体犯意，可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
　　依据上文所述，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持刀连续捅刺他人，其行为虽然带有一定的危害公共安全属性，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比不具有危险相当性，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结合其具体的犯罪故意，可以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至于行为人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及财物损失，可以考虑进行为人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险性，依法从重、加重处罚。
　　最后，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犯罪行为都有可能涉及危害公共安全，但只有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才可能被归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应当合理确定规制范围，只有实施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危险性，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时，才能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 王金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