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鞍山市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7月28日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4年10月2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部门与职责
第三章 申办与审批
第四章 管 理
第五章 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依据《辽宁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辽宁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决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及其它文化项目的经营活动，均属文化市场管理范围：
（一）经营性舞厅、卡拉ＯＫ厅、音乐茶座、夜总会及台球、电子游戏和其它综合性游艺项目；
（二）营业性专业、业余文艺演出、时装表演及文化经纪活动；
（三）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发行、批发、零售和出租；
（四）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
（五）书法、字画、美术、工艺品销售或展销；
（六）各种营业性文化艺术培训；
（七）其它文化经营活动。
第三条 文化市场的经营活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文化市场的管理要贯彻“开放搞活、扶持疏导、面向群众、供求两益”的方针。
第五条 依法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第六条 凡在我市行政辖区内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部门与职责
第七条 市、县（含县级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文化市场的主管部门，在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对全市文化市场实行分级管理：
市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对全市文化市场进行规划指导、检查监督和协调服务，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具体审批、管理由市和受上级有关部门委托审批、管理的（含中直、省直、合资、独资）企事业单位开办的有关文化经营项目；
县（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审批、管理由县及县以下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开办的有关文化经营项目。须将审批结果报送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乡镇街道文化站，对本地区文化市场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报请上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公安、工商和卫生防疫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第八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是：
（一）制定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和管理措施；
（二）按权限审批核发由国家文化部、省新闻出版局统一规定，印制的《文化经营许可证》、《营业演出许可证》、《辽宁省图书报刊零售（出租）经营许可证》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经营许可证。上列四证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满后持证单位或个人须向原发证部门申请
核验换证；
（三）宣传、落实、监督、执行文化市场管理法规；
（四）对文化市场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引导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五）对文化市场进行日常稽查和管理；
（六）培训文化经营及业务管理人员；
（七）按规定向文化经营者收取文化市场管理费；
（八）按职责权限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
（九）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市舞厅伴奏、伴唱人员的考核、定级和签发《演出证》。
第九条 文化市场管理实行稽查制度。市、县（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设立文化市场稽查队，负责文化市场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第三章 申办与审批
第十条 申请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提供申请报告、法定代表人任命书、资金审计证明、房屋使用证明和有关设施情况等资料；
（二）符合治安、消防、卫生及环保条件的固定场所；
（三）有足够的资金和必要的设施；
（四）有相应数量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服务水平的从业人员；
（五）经营内容必须是健康、有益的；
（六）法律、法规所规定应具备的其它条件。
第十一条 申办文化经营项目的审批程序是：
（一）开办者须持本单位并经所属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或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同意的申请报告及具备开办资格的有关证明材料，向所在市、县（市）、区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提出申请；
（二）由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会同公安、工商和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检查场地或按各自的要求分别检查；
（三）经检查合格批准后，由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发给《文化经营许可证》、《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营业演出许可证》、《演出经营许可证》、《辽宁省图书报刊零售（出租）经营许可证》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经营许可证，公安部门发给《安全许可证
》，卫生部门发给《卫生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
（四）申办单位和个人，领取上列证照并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后，方可开业；
（五）经营者如变更单位名称、场地、项目、规模和企业性质等，须向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歇业时须办理注销手续；
（六）文化经营者取得的合法证照，只能由发证机关负责变更、转项、扣押和吊销。其它任何单位或组织无权加以更换、扣押和吊销。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时，必须事先征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十三条 凡未经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文化经营活动。严禁经营者出卖、转让、租借《文化经营许可证》等证照。对未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图书报刊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经营许可证和《安全许可证》的
单位或个人，工商部门不得颁发《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从事下列临时性文化经营活动，须经市、县（市）、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报市人民政府、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或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一）文化经营活动均须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临时文化经营许可证》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二）从事营业性时装表演和艺术比赛等；
（三）书法、工艺美术等文化艺术品展销；
（四）营业性文化艺术培训；
（五）营业性社会组团（队）演出、义演或赞助演出；
（六）港、澳、台和国外演艺人员及外地文艺团体来本市进行营业性演出；
（七）其它临时性文化经营活动。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五条 凡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经营，自觉接受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及其它有关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十六条 在舞厅、卡拉ＯＫ厅、音乐茶座等文化娱乐场所中，禁止以营利为目的的陪舞、陪酒等各种陪侍活动。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中的包厢、包房必须设有透明式门窗。
第十七条 舞厅面积不得小于80平方米，卡拉ＯＫ厅、音乐茶座面积不得小于40平方米。舞厅、卡拉ＯＫ厅的灯光照度不得低于4勒克司，包厢内灯光照度不得低于3勒克司。噪音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严禁跳熄灯舞。
第十八条 文化娱乐场所必须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专职人员维护场内秩序，有单位负责人值班；售票不得超过额定人数；禁止精神病人、酗酒人入场；禁止有碍社会风化和扰乱场内秩序的行为。
第十九条 文化娱乐场所及经营活动不提超过午夜十二时，除法定节日或经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批准外，不得组织通宵营业；不得对外设置扬声器影响附近单位、居民的工作和休息。
第二十条 在文化娱乐经营活动中严禁演出、进口、制作、销售、播映内容反动、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暴力凶杀的文艺节目、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第二十一条 营业性电子游戏厅、舞厅、卡拉ＯＫ厅，不准对中小学生和其他未成年人开放。
第二十二条 严禁利用电子游戏机、台球等文化娱乐设施进行赌博活动。不准以任何理由开设赌场和从事赌博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 舞厅、夜总会、卡拉ＯＫ厅、音乐茶座，不得聘用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定级并获得《演出证》的伴奏、伴唱人员。
第二十四条 文艺演出经纪人未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领取《演出经营许可证》，不得组织营业性文艺演出。
第二十五条 取缔无证经营或没有批发权的单位从事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批发、销售活动；取缔非法的和不符开办条件的营业性录像放映（包括镭射放映）场所，严禁放映非法复制或走私入境以及国家明令禁止的录像制品。
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准发行、销售、出租非法出版的、走私入境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严禁出版社“买卖书号”、印刷厂擅自加印图书报刊自行出售。
第二十六条 营业性录像放映厅、镭射影视厅不准放映非法出版的录像带或激光视盘。不准更改片名或进行低级下流、虚假的广告宣传。
第二十七条 凡经营字画、美术作品的单位和个人，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不得乱设经营摊点影响市容、交通。
第二十八条 文化经营活动的广告、海报必须报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未经审查批准，不得擅自刊登和张贴。文化经营单位严禁使用低级、庸俗的名称。
第二十九条 文化市场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受国家法律保护。文化市场管理人员检查文化市场时必须二人以上，并出示统一印制的《稽查证》，其它管理部门要出示有关证件，严格执法，文明执法。
第三十条 文化市场各有关管理部门，对群众的举报、密告问题要及时检查和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不准对举报者打击报复。
第三十一条 公民进入文化娱乐场所，应遵守社会公德、场内公共规则，维护公共秩序。禁止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人员携带枪支、管制刀具、毒品、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场内。

第五章 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十二条 国家依法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三十三条 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管理。
第三十四条 有权拒绝和抵制非文化市场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无《稽查证》或无执勤及有关证件人员的检查和扣缴或吊销证照；其证照除文化、公安、卫生、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可依照法定程序分别扣缴或吊销外，不被扣缴或吊销。
第三十五条 有权调整、变更、中止经营项目。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原审批登记程序，向原审批部门办理手续。
第三十六条 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规定的公民义务、经营者义务外，有权拒绝任何机关和单位擅自收取费用，无偿占用或使用经营场地和劳务。
第三十七条 在核准登记的价格范围内，有权浮动票价、饮食价格及服务费用。
第三十八条 有维护经营场所秩序，制止打架斗殴、起哄闹事和有悖社会公德的行为及维护本单位从业人员的人格尊严不受损害，营业场所设施不被破坏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 经营者有保证文化经营活动场所安全、卫生和防治环境污染的义务。
第四十条 经营者应主动配合文化市场管理人员持证执行公务，出示证照，提供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情况，不得阻碍和拒绝检查。
第四十一条 对本单位从业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及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
第四十二条 依法向税务部门交纳税金和按规定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交纳管理费。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三条 对认真贯彻、模范执行本条例，依法经营为繁荣我市文化市场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做出显著成绩的经营者及在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中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为我市文化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管理人员，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检
举、揭发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及文化市场管理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功者，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安、司法部门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分别由县及县以上文化（新闻出版）、公安、工商及卫生防疫等部门按各自的职责权限、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和吊销证照等处罚。
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其主管部门处理；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在文化经营活动中演出、播映、进口、制作、销售内容反动、淫秽、色情、渲染凶杀暴力尚不够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800元以上至5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停业整顿或吊销有关《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未办理《文化经营许可证》、《营业演出许可证》、《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辽宁省图书报刊零售（出租）经营许可证》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经营许可证者，擅自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600元以上至4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对有以下行为之一者，由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没收违法、违禁物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五倍或600元以上至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停业整顿，直至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营业演出许可证》、《辽宁省图书报刊零售（出租）经营
许可证》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经营许可证。以上处罚可以并罚。
（一）开展或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陪舞、陪酒等各种陪侍活动以及跳熄灯舞；
（二）允许中、小学生及其他未成年人进入舞厅、卡拉ＯＫ厅和电子游戏厅；
（三）舞厅、卡拉ＯＫ厅灯光照度低于4勒克斯，包厢（包房）内灯光照度低于3勒克斯；
（四）设置封闭或半封闭式包厢（包房）；
（五）噪音超过规定标准、对外设置扬声器，影响单位、居民工作、休息；
（六）涂改、转让、出租、出卖《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上列许可证者；
（七）擅自将内部观摩的录像资料带（盘）和其它非法出版的录像带（盘）进行营业性播映；
（八）委印、承印、销售非法出版物；
（九）盗用国家注册登记的出版单位、版号、刊号、书号，翻印、复制出版物或音像制品；
（十）销售非法入境的出版物；
（十一）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营业性演出活动。
第四十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以200元以上至2000元以下罚款，对屡教不改者责令其停业整顿：
（一）聘用无证伴奏伴唱人员的和无证参加伴奏伴唱的；
（二）超过定员人数；
（三）允许精神病人、酗酒者进入娱乐场所；
（四）对有碍社会风化和扰乱场内秩序的行为不加制止；
（五）营业时间无单位负责人在场值班；
（六）文化娱乐场所使用低级、庸俗名称；
（七）违反规定超过营业时间和组织通宵文化经营活动；
（八）拒绝、阻挠文化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四十九条 有以下行为之一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依法罚款。情节严重者，停业整顿，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取缔经营项目。
（一）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进行文化经营活动；
（二）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超出原核准登记的范围，未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三）经营者浮动票价、饮食价格和服务费用违反价格政策、牟取暴利。
第五十条 有以下行为之一者，由公安、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工商等部门分别吊销《安全许可证》、《文化经营许可证》、《营业演出许可证》、《辽宁省图书报刊零售（出租）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由公安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者进行处罚，没收全部违法、违禁物品。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参与制作、翻印、复制、销售、出租、播放和演出反动、淫秽、色情以及有损国家尊严和民族团结的出版物、音像制品及文艺节目；
（二）利用文化经营场所从事卖淫嫖娼、贩毒、吸毒等违法活动；
（三）利用文化娱乐场所或文化娱乐器具进行赌博活动。
第五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新闻出版）部门根据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罚时，应将《处罚决定》通知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接到《处罚决定书》后，须全部交出被罚没的财物。
第五十二条 罚没财物时，处罚部门须向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出具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没的财物全部上交同级财政部门。其中反动、淫秽物品一律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任何部门或个人都不得私自留存、转借和复制。
第五十三条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处罚决定不服的，在收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可向处罚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机关在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答复。被处罚单位和个人，对答复仍然不服，可在接到答复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对过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四条 文化市场各有关管理部门要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群众监督，管理、稽查人员要提高思想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于工作失职、徇私舞弊、索取财物、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乱收费、乱罚款的，由其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临时性”是指一次性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本条例所称“非法出版物”，指非法出版或个人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刊、图书和音像制品以及未经依法批准出版的出版物等。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0月21日
　　　　　　　　　　　　　　检察改革视域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郭欣阳. 国家检察官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在实质上建立并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总结实践试点的经验、吸取地方性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终于通过两个证据规定和 2012 年刑诉法得以真正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当就其在非法证据线索的发现、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和非法证据的审查等方面的活动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 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并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规定。我国在1996 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完善了有关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但非法取证仍是过去十多年困扰各界的突出问题。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现象，切实提升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是各界共识。检察机关也积极推出多项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本文将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立法与实践做一归纳，并就检察环节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缘起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从根本上否定了非法取证行为，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的非法证据究竟应该如何排除。程序性规范的缺失使得该条规定实际上沦为“纸面上的法”，在实践中无法得以实行。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 61 条界定了“非法证据”的内涵，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法律后果，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佐证。但由于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程序，该规定在实践中同样被束之高阁。

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促使检察机关不得不对排除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言词证据采取更严格的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 年制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 140 条、第 160 条和第 265 条第一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2001 年 1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重申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大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打击力度，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余地。”尽管该通知强调了坚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收集的言词证据，但由于同样存在着缺乏程序性规定、粗糙、抽象等问题，因此其对于防止非法言词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效并不大。

可以说，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虽然确立了严禁非法取证原则，但并没有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释》和《高检规则》已经建立起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其法律效力有限，而且又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未作明确规定，也未对非法取证的证明责任承担作出规定，导致实践中难以适用排除规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只要证据是真实的，即使是非法收集的证据，也认可其证据效力”的做法，很少排除非法证据。这不利于禁止非法取证行为，无法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鉴于这种情况，我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刑事司法机关都制定了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其中不乏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例如，湖北省 2006 年《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32 条规定：“（一）凡经查证确定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二）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所作的陈述、证言、供述是以上列非法手段取得的，应当列举相关事实。有关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必须进行调查核实，如不能作出排除非法取证的合理说明，上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使用。（三）侦查人员使用足以使人产生犯罪故意的引诱或者劝说等方法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侦查人员获取的有关证据应予排除。”四川省 2005 年《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23 条、江苏省 2003 年《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52 条也有类似规定。

在全国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付诸阙如的情况下，各地司法机关自行“创制”的地方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对当地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作出了较好的回答，对于防止因为采信非法证据导致错案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规定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是明确了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如何证明办案人员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没有做出规定，实践中往往由后者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自身诉讼角色的限制，嫌疑人确实无法有效收集能证明自己受过刑讯的证据，因此非法证据并不能得到确认并排除。如此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在地方性法规中得到改变，即由受害者承担存在刑讯逼供的初始证明责任，比如自己身体受伤，再由办案机关证明自己取证合法。如果办案机关不能证明取证合法，那么就推定存在刑讯逼供，因此取得的证据不得采纳。其二是进一步解释非法取证的手段和方式，将“侦查陷阱”作为非法取证的外延之一。尽管“侦查陷阱”是否是非法取证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但基于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立场，通说一般将其视为非法取证，由此而获得的证据不得成为定案依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性文件并非完美无缺，其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和司法解释相似，都没有解决非法证据的确切外延问题，而且对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并未实质性触及。但地方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大量涌现，无疑提高了中央和司法高层对该问题的重视，推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进程。

2008 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2010 年 5 月 20 日，中央政法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五次专题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分别就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起草制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作了说明。2010 年 5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以下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作了具体规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司法机关和侦查机关排除非法证据有了法律依据。2012 年刑事诉讼法大量吸收了上述规定的内容。

二、改革的内容和发展过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情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从无到有也是建立在试点摸索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 2009 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就分别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和江苏省盐城市中院合作进行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1]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

1．朝阳试点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试点为期 7 个月，即从 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6 月。在课题组前期研讨、培训的基础上，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按照设想的程序对 80 起公诉案件联合试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按照试点内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起，也可以由检察院和法院发现后主动启动；程序启动后，由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召集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收集该证据的工作人员一起举行听证会，查明取证行为是否合法。如果确认取证行为不合法，则该证据不得用作起诉和审判的证据。针对检察机关获知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后工作相对粗糙的情况，该项目强化了对刑讯逼供举报的调查，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作程序，包括建立档案、实施调查、作出报告等。该试点也在调查问卷、采集数据的基础上，制定出台《非法取证排除规则》（草案稿），在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试行。

2．盐城试点项目

为了有效监测和对比试点案件的各项数据，盐城中院未在全市法院全面展开试点工作，而是从全市九个基层法院中选择东台、射阳、滨海三个基层法院进行试点，试点为期 6 个月，即从 2010 年 5 月 28 日至 11 月 28 日。

在案件数据方面，盐城中院确定了两种分析模式：一是横向参照，分别将试点期间试点基层法院与非试点基层法院的案件，作为实验组和参照组进行比较；二是纵向比对，分别将试点基层法院在试点 6个月期间和试点前 6 个月期间（为统计便利确定为 2009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0 年 5 月 14 日）的案件，作为实验组和比对组进行比较。依据横向相比的结果，在试点期间，三个试点基层法院分别审结刑事案件225 件、245 件和 183 件，总数为 653 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案件分别为 11 件、10 件和 13 件，共34 件案件、36 名被告人。其中，申请动议被采纳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分别为 5 件、6 件和 3 件，涉及被告人分别为 5 人、6 人和 3 人，共 14 件案件、14 名被告人。此间，三个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案件数为 312 件，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 2 件，正式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件中律师参与 8 件。而同期，其它六个基层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 1253 件，涉案被告人为 1960 人；其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共 8 件案件、8 名被告人。此间，六个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案件数为 425 件，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为 0 件。纵向相比的结果为：试点前 6 个月，三个试点基层法院分别审结刑事案件317 件、288 件和258 件，总数为863 件。其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案件分别为1 件、1 件和0 件，涉及被告人分别为1 人、1 人和0 人，共2 件案件、2 名被告人。此间，三个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案件数为 265 件，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案件数为 0。

为了检验试点工作实际成效，试点结束后，盐城中院对部分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情况表明：一是试点工作有效促成各方在证明证据合法性方式的问题上形成共识，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警察、律师，都认为证明证据合法性最为有效的方式是提供侦查讯问的录音录像，其次则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二是试点工作增强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识，但出庭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调查结果显示，警察对出庭作证这种证明方式的心理接受程度较高，44 名警察中明确表示愿意出庭作证的人数达 36 人，比例为 81. 8%。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有利于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的问题，认为效果一般的法官人数居多，检察官和警察中虽然认为效果较好的人数及比例高于法官，但认为效果一般和没有效果的也占不小比例。可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际效果尚未达到理想程度。三是各方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检察官对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的认识程度偏低，低于法官、警察、律师等调查对象。

经过试点，课题组总结了试点的两大成效。第一，被告人的权利意识得以增强。经过试点法院在试点期间发放权利告知书等措施，被告人对自身的诉讼权利有了更好的了解，权利意识得以增强，能够更加积极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从数据来看，三个试点法院在试点期间有 34 件案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率为 5. 2%，而同期其它六个基层法院的申请率为 0. 6%，三个试点法院在试点前半年的申请率则为 0. 2%。可见，经过项目试点，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得到了明显提高。第二，律师参与诉讼的比例有所提高。三个试点法院在试点期间，律师参与的比例为 47. 8%，而同期其它六个基层法院律师参与的比例为 33. 9%，三个试点法院试点前半年律师参与的比例为 30. 7%。这说明，经过试点，被告人寻求法律服务的愿望更加强烈，希望借助律师的帮助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认定。但律师直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很低，表明律师所起的作用并不理想，与被告人的预期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通过试点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既为后来两个证据规定乃至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的修改提供了实证素材，也为落实改革任务积累了经验。

（二）两个证据规定的改革内容

两个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改革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处理方式。《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 1 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 2 条明确了处理非法言词证据的基本原则，即“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与之基本相似。同时，该规定还解决了非法言词证据是否一律排除的问题。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前者比如以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取得言词证据，后者主要指因侦查人员取证程序存在瑕疵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存在实体违法的言词证据一律排除，对于因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需要侦查人员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予以补正，否则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