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保监发〔2006〕2号

各保险公司、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各保监局：

　　为加强保险监管，建立现代保险企业制度，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现发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请各公司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二○○六年一月五日

　　

　　附件：

　　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保护被保险人、投资人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风险，促进我国保险业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现就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如下意见。

　　一、强化主要股东义务

　　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有较大影响的主要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持续出资能力，支持保险公司改善偿付能力，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损害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中小股东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保险公司股东之间形成关联关系的，应当主动向董事会申报。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股东之间的关联情况。

　　二、加强董事会建设

　　（一）明确董事会职责

　　保险公司董事会除履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外，还应当对以下事项负最终责任：

　　1、内控。使保险公司建立与其业务性质和资产规模相适应的内控体系，并对保险公司内控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2、风险。使保险公司建立识别、评估和监控风险的机制，并对保险公司业务、财务、内控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风险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3、合规。使保险公司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并对保险公司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二）强化董事职责

　　1、董事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声誉，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企业管理经验。

　　2、董事应当诚信勤勉，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管理状况，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履行职责。

　　3、董事应当并有权要求管理层全面、及时、准确地提供反映公司经营管理情况的各种资料或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

　　4、董事应当对董事会决议事项进行充分审查，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独立作出表决。

　　5、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投赞成票和弃权票的董事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6、董事会应当每年将董事的尽职情况向股东大会报告，并同时报送中国保监会。

　　（三）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为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促进科学决策和充分监督，保险公司应当逐步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

　　

　　1、独立董事的任免

　　与保险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可能影响其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人士，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应当就其独立性及尽职承诺作出公开声明。

　　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至少有两名独立董事，并逐步使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除失职及其它不适宜担任职务的情形外，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不得被免职。独立董事辞职或者因特殊原因被提前免职的，保险公司应当向中国保监会说明情况，独立董事可以向中国保监会陈述意见。

　　2、独立董事的权责

　　对保险公司的高管人员任免及薪酬激励措施、重大关联交易以及其它可能对被保险人或中小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独立董事应当认真审查并向董事会提交书面意见。

　　董事会不接受独立董事意见的，半数以上且不少于两名独立董事可以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股东大会不接受独立董事意见的，独立董事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半数以上且不少于两名独立董事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提供审计意见，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

　　（四）专业委员会

　　为切实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和水平，保险公司至少应当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和提名薪酬委员会。

　　1、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以上不在管理层任职的董事组成，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财务和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审计委员会负责定期审查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内控评估报告、风险管理部门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以及合规管理部门提交的合规报告，并就公司的内控、风险和合规方面的问题向董事会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审计委员会负责提名外部审计机构。

　　2、提名薪酬委员会

　　提名薪酬委员会由三名以上不在管理层任职的董事组成，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提名薪酬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及高管人员的选任制度、考核标准和薪酬激励措施；对董事及高管人员的人选进行审查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对高管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并向董事会提出意见。

　　提名薪酬委员会应当使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激励措施与公司经营效益和个人业绩相适应。

　　三、发挥监事会作用

　　保险公司应当制定监事会工作规则，明确监事会职责，为监事会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

　　监事应当具备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审慎勤勉地履行职责。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时，应当依法要求其立即改正。董事会拒绝或者拖延采取改正措施的，监事会应当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不接受监事会意见的，监事会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监事会应当每年将监事的尽职情况向股东大会报告，并同时报送中国保监会。

　　四、规范管理层运作

　　（一）健全运作机制

　　保险公司应当制定管理层工作规则，明确管理层职责，清晰界定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保险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责任不因其它管理层成员的职责而减轻或免除。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董事长与总经理设置，健全制衡机制。

　　（二）强化关键岗位职责

　　1、总精算师

　　人身保险公司应当设立总精算师职位。

　　总精算师既向管理层负责，也向董事会负责，并向中国保监会及时报告公司的重大风险隐患。

　　总精算师应当参与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产品开发、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2、合规负责人

　　保险公司应当设立合规负责人职位。

　　合规负责人既向管理层负责，也向董事会负责，并向中国保监会及时报告公司的重大违规行为。

　　合规负责人负责公司合规管理方面的工作，定期就合规方面存在的问题向董事会提出改进建议。

　　（三）建立相关工作部门

　　为加强内控、风险和合规方面的工作，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以下职能部门。

　　1、审计部门

　　审计部门负责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财务进行审计，对内控进行检查并定期提交内控评估报告。

　　审计部门应当是独立的工作部门，专职负责审计工作。

　　2、风险管理部门

　　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检查并定期提交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应当经总经理或其指定的管理层成员审核并签字认可。

　　风险管理部门既可以是专职工作部门，也可以是由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综合协调机构。

　　3、合规管理部门

　　合规管理部门负责对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对外投资等重要业务活动进行合规审查，对公司管理制度、业务规程和经营行为的合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监测并提交合规报告。合规报告应当经合规负责人审核并签字认可。

　　合规管理部门应当独立于业务和财务部门。业务规模较小、没有条件成立专职合规管理部门的保险公司，应当采取其它方式强化合规管理职能。

　　五、加强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管理

　　（一）关联交易

　　保险公司应当制定关联交易内部管理制度，并报送中国保监会备案。关联交易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关联方的界定、报告与确认，关联交易的范围和定价方式，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表决回避制度和违规处理等内容。

　　保险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应当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后报董事会批准。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关联交易情况。

　　（二）信息披露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披露财务、风险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信息，并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内部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披露事务。

　　

　　六、治理结构监管

　　（一）资格管理和培训

　　保险公司股东的资质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应当按规定报中国保监会审查。

　　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怠于履行职责或存在重大失职行为的，中国保监会可以责令保险公司予以撤换或取消其任职资格。

　　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应当加强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按照规定参加培训。

　　（二）非现场检查

　　1、保险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重大决议，应当在决议作出后三十日内报告中国保监会。

　　2、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年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内控评估报告。内控评估报告应当包括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3、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年向中国保监会提交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投资风险、产品定价风险、准备金提取风险和利率风险等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措施。

　　4、保险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年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合规报告。合规报告应当包括重大违规事件、合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三）现场检查

　　保险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中国保监会的治理结构检查，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四）沟通机制

　　中国保监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列席保险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会议，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股东反馈监管意见。

　　七、其它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股份制保险公司。其它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照实行。

　　保险公司应当结合自身状况，修订公司章程，逐步落实本指导意见的各项要求。

　　中国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发展实际，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强督导，推动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



浅析彩礼返还纠纷的处理


婚约，是未婚男女对缔结婚姻关系的一种事先约定。自古以来，人们就把订立婚约作为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订婚送彩礼更是世代相传的习俗。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为尊重婚姻自由，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所以当一方要求解除婚约时，彩礼纠纷应然而生，当事人一方也不可能以另一方违反婚约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颁布之前，处理彩礼纠纷没有确切的依据和统一的标准，而该解释的出台，则标志着我国在彩礼问题立法上的进步。
一、 彩礼的历史渊源
说起彩礼，不得不谈谈我国的婚姻制度。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完善的婚姻制度。西周时婚姻的缔结除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还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所谓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和亲迎这六道程序。其中，纳币，就是指男方派人送彩礼到女方家。西周的六礼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的结婚程序虽然不一定会全经过六礼的仪式，但六礼的名称一直相传下来。到了唐代，六礼的核心就是财礼，又称聘财，女方以接受男方聘财的方式表示许婚，即所谓的“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若已受聘财，男方悔婚，则女家不退聘财，若女方悔婚，男方同意，女家须退还聘财，男方不同意，则婚姻仍成立。女方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若已婚配，则徒一年半，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追还该女与前夫。元朝也把下聘财作为婚姻成立的要件之一，并且按照不同等级作了数目上的具体规定，如上户金一两，银四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下户银三两，彩缎二表里，杂用绢五十匹。清代婚姻关系的成立，当事人双方必须订立婚约，订立婚约的主要内容是交换婚书和交受聘财。而交受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主要条件。婚约一旦订立就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除非有欺骗行为或犯罪行为。“若许嫁女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男家悔婚者亦如之，不追财礼”。综上可见，中国古代赋予婚约以绝对的法律效力，用刑罚来处置违反婚约者，并且伴有浓厚的男权观念，同时把送彩礼作为婚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剔除封建，杜绝买卖婚姻，贯彻婚姻自由原则，从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开始就不承认婚约，而把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唯一条件，当然，作为婚约成立要件的彩礼也不被法律所提倡，但订婚送彩礼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还是在民间盛行。
二、彩礼的性质
彩礼，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而向女方赠送的钱物。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以赠与来对待彩礼问题。送彩礼的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是它与一般的赠与有所不同。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其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赠与人可在三种情况下，撤销赠与并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财产：（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而送彩礼则是适龄男女订立婚约的一道程序，其是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我国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在一方违反婚约时，另一方不可能基于述三种理由要求返还彩礼。即使在承认婚约的国家和地区也不把结婚作为婚约所约定之义务，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975条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法第1473条规定：“男女双方订立之承诺结婚之合同，既不赋予任一方要求缔结婚姻之权利，亦不赋予任一方在合同不被履行时，要求施以任何处罚或收取非属第一千四百七十六条所规定之其它损害赔偿之权利，即使有关处罚或赔偿系由违约金条款产生者亦然。”因此彩礼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其特殊性在于：1、赠送彩礼的目的在于缔结婚姻，而一般的赠与不会带有什么特殊目的；2、当事人赠送彩礼并不一定是完全出于自愿，而往往是迫于民俗和习惯的压力。那么到底彩礼是属于何种性质的赠与呢？
目前在学界关于彩礼的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
第一种是附义务的赠与说。《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由此可见，附义务的赠与是一种受赠人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虽然在一般的赠与中，受赠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但附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并不是赠与的对价，因而其仍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如果受赠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所负义务，赠与人是不可以此为由而不履行其赠与义务，但是在赠与人履行了给付义务之后，受赠人仍不履行义务的，赠与人则可行使撤销权，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财物，当然也可请求受赠人履行义务。初一看，这种学说确实符合彩礼的特征，但是，细细思量，并不可取。首先，附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必须合法，不得有违法律规定，把结婚作为赠送彩礼所附之义务，明显违背了当事人婚姻自由的权利。其次，附义务的赠与在赠与人完成了给付义务之后，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履行事先约定的义务。照此推理，在彩礼纠纷中，如果一方违反婚约，另一方则能以已给付彩礼请求对方履行结婚的义务。因此，附义务的赠与说不能够准确解释彩礼的性质。
第二种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 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是指以将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成就作为赠与失效的条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合同中所附的解除条件必须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并且该约定不得违背法律要求。倘若将彩礼视作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而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所附之条件，首先有违当事人结婚自主的权利，违反了婚姻法有关婚姻自由的规定；其次，把不能结婚作为撤销彩礼赠与的条件，其逻辑结果必会步入买卖婚姻的泥潭之中。
第三种是目的赠与说。所谓目的赠与，是赠与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为的赠与。追求某种目的和结果是目的赠与区别于其它赠与的标志。如果赠与的目的不能实现，赠与人不得请求受赠人帮助其达到目的，而只能请求返还所赠财产。彩礼是一方为能够与对方结婚而向其赠与送的财物。如果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赠与方赠送彩礼之目的已实现，不发生彩礼返还的问题。但如果因种种原因最终分道扬镳，赠与方则可以结婚目的落空为由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因此，目的赠与说能够解释赠送彩礼的性质。同时，它又与附义务的赠与说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有着本质的区别。附义务的赠与说把结婚作为赠与中的约定义务，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把双方不能结婚作为赠与的解除条件，两者都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
三、彩礼返还请求权的基础
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在三种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请求返还彩礼：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手续；二是双方办理结婚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究竟其返还的根据何在？
按照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和道德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之外，赠与人可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与。但是在彩礼纠纷中，一般不会发生上述情况，而通常是在彩礼交付之后，由于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才引发纠纷。合同法只规定了在三种情况下，赠与人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财产，然而这三种情形均不适用于彩礼返还请求。同时我国不承认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请求返还方也不可能基于违约要求返还所赠财产。彩礼是一方为与另一方在将来能缔结婚姻关系而为的赠与，也就是说当事人送彩礼的直接目的是结婚，是有目的的赠与。如果双方未能缔结婚姻，那么赠与彩礼的原因也就不复存在。换言之，受赠方继续占有彩礼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因婚约的解除而归于消灭。根据公平原则，只有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能体现公平合理。所以在婚约解除后，结婚目的已不能实现，返还彩礼理所当然。如果受赠人仍继续占有彩礼，则构成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在赠送彩礼的过程中，虽然财产权利已转移，但是如果产生财产转移的原因未发生，当事人所期待的结婚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受赠人就缺乏占有彩礼的合法原因。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受赠人的这种占有行为属不当得利，赠与人得请求返还之，受赠人则负有返还全部彩礼的义务。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９７９条规定：“因订定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０１条规定：“如果婚姻未成，则每一方订婚人皆可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而要求对方返还所赠礼物或作为订婚标志所给之物。在订婚因一方订婚人死亡而解除的情形，倘有疑义，推定返还请求被排除”。《瑞士民法典》第９４条规定“婚约人相互间所为之赠与，于婚约解除时，得请求解销之；赠与物不复存在时，依不当得利之规定清结之；婚约依婚约人之一方死亡而消灭者，不得请求任何返还”。
四、 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及解决
1、返还范围 是不是男女双方在恋爱中所有赠送物都应返还？彩礼到底包括哪些？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彩礼返还范围，才能切实维护好双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应该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第一、共同花费，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为办婚礼宴请宾客，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在计算返还数额时都应当从中剔除。第二、属于赠与性质的财物。在恋爱中，男女双方为表情意，通常会赠与对方定情物、信物等，可以说，这些是一方自愿赠与另一方的，与有无结婚目的无关，对于该类财物，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
2、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具 体问题的解释中，只是说“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那么这里所说的给付方是否包括当事人的父母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防止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应当对“给付方”作扩大解释。同时，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应引起注意，在实践中，诉讼方也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在习俗中，一般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儿女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所以，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实为可取之处。
3、妇女权益保护 在我国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因男方的过错导致婚约解除，或由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女方是不能以男方违反婚约而请求不返还或部分返还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事实上同居的，若男方始乱终弃，要解除婚约，这时应权衡双方利益，本着保护妇女，保护弱者的原则，在彩礼返还数额上，笔者认为，可酌情减少。在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双方已同居多年的，男方要解除同居关系，以未办理结婚手续为由，要求返还彩礼，此时若女方已将所收彩礼用于同居后共同生活的，也可减少返还数目或不予返还。
4、关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问题
1、）《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是对离婚可能引起的消极后果的一种补救措施，旨在保护弱势群体，体现抚弱济贫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而在解释（二）中，又作出婚前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可要求返还所送彩礼的规定。那么，生活困难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给予帮助，又可要求返还彩礼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首先，这是两种不同且并行不悖的制度。前者是一种救济措施，其既是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体现，又是夫妻之间互相扶养的法律义务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的合法延伸。后者则是一种返还请求权，是基于结婚目的落空而产生的请求权。其次，两者的请求权主体有所不同。前者只限于夫妻中的一方而已，不再涉及其他人。而对于返还彩礼的请求权主体，如前所述，可以为当事人的父母。所以，笔者认为，困难一方在提出返还彩礼的要求后，不妨碍其请求另一方给予一定的帮助。当然，这里的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的帮助是有条件限制的，第一、提供帮助一方要有负担能力，一般要在该方的能力范围之内；第二、帮助有时限性，生活困难应是在离婚时就存在的困难，而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请求，而且在其另行结婚后，就应停止对其进行救济。
2、）在我国，虽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但合法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故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虽然请求方存在生活困难，也无须再支持其返还请求。有这样一个案件：某女与某男婚后不久，男方却与另一女子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后该女向法院起诉离婚，然在法院判决离婚后，男方母亲以生活困难为由又诉至法院请求女方返还彩礼，后因证据不足，被依法驳回诉请。在本案中，即使有证据证明男方生活困难，笔者认为，也不应支持男方的诉请。因为在我国合法的婚姻为法律所保护，既然男方对婚姻破裂存有过错，而女方并无过错，那么男方就应承担不利后果，为其过错担负责任。
5、证据认定问题 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通常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为了收集有利证据，当事人往往会不经对方同意，录制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那么对于此类视听资料如何认定呢？1995年最高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严格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合法性，但在后来制订的《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款则降低了证据合法性的要求，认为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就可认定。但是如果利用威胁、利诱、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他人隐私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就不应采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原则。而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和原则，且能证明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

参考文献：
1、 史尚宽：《亲属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怀效锋：《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婚姻法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 亲属编》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成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