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人民政府


潮州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潮府[2000]51号 2000年11月10日颁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根据《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以及常住户口在本市而居住在外地的公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执行本地区人口计划的第一责任人；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是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各级部门和组织必须根据各自承担的计划生育工作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计划生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投入。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安排必要的经费，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第五条 计划生育工作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

第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根据上级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口计划。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育龄夫妻申请，按人口计划及生育政策把指标具体落实到个人，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七条 实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安排生育指标、发放生育证、查环查孕、落实节育措施、办理独生子女优待证、办理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和计划外生育费征收、管理、使用等情况应当定期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章 生育管理和生育节制

第八条 《生育证》管理制度和计划生育合同管理制度按省统一规定执行。

凡符合条件，要求生育子女的夫妻，向女方户口所在的镇（街道）申领《生育证》后方可生育。

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育龄夫妻，应当与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部门签订计划生育合同书，计划生育合同书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 推行一对夫妻生育1个子女。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夫妻双方共同向所在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部门申请，经县、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按人口计划指标及间隔期规定再生育1个子女：

（一）经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1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1个子女，离婚时经人民法院裁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三）婚后5年以上不孕，经县、区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1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五）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六）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第十条 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的，间隔期应当在4周年以上。

经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1个子女后又怀孕的，不受间隔期规定限制。

第十一条 居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人口按现居住地的生育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农转非”人口、合同制干部、购房进城或农村自理口粮到城镇落户的人口，在农村已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并领取《生育证》，进城镇（户口批迁时间）前已怀孕的，视为合理生育；进城镇时未怀孕的，应收回其《生育证》，落实节育措施。

第十三条 各级卫生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应严格执行《生育证》管理制度，凭《生育证》孕检、接产。对未取得有效《生育证》的怀孕对象，应及时通知其所在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派员处理；对急产、难产的无证产妇，在履行救死扶伤、保护产妇婴儿生命安全的职责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其所在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派员处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为无有效证明的育龄妇女摘取宫内节育器。

第十四条 收养子女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并依法办理收养手续。否则，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接受他人寄养子女的，须持寄养者有效的计划生育证明，否则视同非法收养子女。

第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医院或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确诊，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疾病的，禁止生育。

第十六条 严禁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第三章 节育措施

第十七条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育龄人员提供科学、安全、有效、方便的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咨询和技术服务。

第十八条 有生育能力而无生育指标的夫妻，应当采取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已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当在产后４２天至３个月内放置宫内节育器；已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一方应当在产后３天内采取结扎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经县级以上医院或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证明，夫妻双方均不宜采取结扎措施，且经县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或经镇以上医院或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证明，暂时不宜使用宫内节育器，且经镇以上计生工作机构批准的，可采取综合避孕措施。

第十九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医疗保健机构中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未取得合格证书者，不得独立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严禁非医务人员或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条 市、县（区）、镇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各自辖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设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配备计划生育工作专职行政管理干部，负责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工作。

村委会、居委会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在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的指导下，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督促检查落实节育措施，做好日常服务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立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本系统、本单位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实行计划生育岗位津贴制度。津贴标准按上级规定执行，费用在单位年度预算内列支。

第二十四条 各级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站、所）是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负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干部培训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计划外生育费按《广东省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征收、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六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公安、工商、劳动、人事、卫生、建设、交通等有关行政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十七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常住户口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现居住地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应当负责查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掌握育龄人员的计划生育情况，落实避孕节育措施，做好经常性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凡外出务工、务农、经商、暂住的成年流动人口，在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前，必须到当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领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

外来成年流动人口，须持常住户口所在地签发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到现居住地镇、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办理登记验证手续后，方可办理有关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车辆驾驶执照，购买或租借住房，承包或租赁经营，招聘或雇用等。

育龄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的，须持《生育证》，接生单位应当查验其《生育证》。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九条 干部、职工（含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的临时工、合同工）夫妻双方均实行晚婚者，分别增加婚假１０日；实行晚育者，增加产假１５日。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及其他人员实行晚婚、晚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可以办理独生子女优待证，并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奖励。

第三十条 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可由所在单位给予适当奖励。

（一）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从发证之日至子女满１４周岁止，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10元，并可给予节日（“六一”、春节）慰问。

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50%。一方是干部、职工，另一方是农业人口或城镇失业人员的，由干部、职工所在单位全部负担；一方是城镇失业人员或其他人员，另一方是农业人口的，由女方常住户口所在县（区）、镇（街道）统筹解决。

（二）同等条件下在招工、招干，子女入托、入学、医疗，解决住房和安排宅基地等方面优先照顾。

（三）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３５天产假，男方可享受１０日看护假。产假、看护假期间，照发工资，不影响原有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调资、晋级。

（四）各单位可为本单位人员的独生子女办理保险。

第三十一条 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没有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干部、职工，退休时除按规定发给退休金外，由所在单位加发一次性养老金（按年平均工资５％×15计），但按工资１００％发给的除外。无子女的干部、职工，退休金按本人工资100％发给，所需经费由其所在单位解决。领取养老金的，按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无子女的农民、无业居民年老丧失劳动力时，按《广东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条例》的有关规定优先照顾。

第三十二条 对农村的独生子女户和纯生二女结扎户，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当按《广东省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纯生二女结扎夫妇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给予办理计划生育养老保险。在招工、安排村镇企业工作，解决宅基地和扶贫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

第三十三条 对连续三年完成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各项指标的县（区）、镇（街道）的主要领导人、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工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对完成年度计划生育责任制各项指标的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可按规定发给年终奖励金。行政、事业单位按单位职工年标准工资总额的５‰计算，在单位年度预算内列支。企业可在当年计税所得额的２‰以内提取。

第三十四条 计划外生育者，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非农业人口超计划生育1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区）上年职工平均收入的３０％以上５０％以下，一次性征收7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再超生的，以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原享受独生子女优待的全部追回。除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夫妻双方分别不予提职、晋级；5年内不予招工、招干、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选先进，不发给奖金（科技成果奖、创造发明奖和特殊贡献奖除外）及生活困难补助；7年内不得享受医疗福利。

属干部、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分别不同情况，给予行政处分：

１、超计划生育1个子女的，行政上给予夫妻职务高的一方开除公职，另一方撤销职务处分，无职务的给予降级处分（双方都是干部或职工且职务相同的，开除男方；一方是干部，另一方是职工的，开除干部一方）。一方是干部、职工，另一方是城镇失业人员或其他人员的，给予干部、职工一方开除公职处分。计划外怀孕期间离职的，按在职处理。

２、超计划生育2个子女以上（含2个）的，给予夫妻双方开除公职处分。

（二）农业人口超计划生育1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镇上年人均收入３０％以上５０％以下，一次性征收7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再超生的，以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已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和纯生二女结扎夫妇养老保险的，取消其保险资格。除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夫妻双方5年内不予招工、招干、安排乡镇企业工作，户口不得“农转非”；7年以上14年以下不得享受农村股份合作制分红及其它集体福利。

属村委会成员的，由镇人民政府提出罢免建议，按照法定程序，罢免其村委会成员资格；属其他干部的，也应给予行政处分。

（三）虽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但不够间隔期生育的，征收1至3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属干部、职工的，还应给予行政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四）非婚生育的，征收2至5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属干部、职工的，还应给予行政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五）姘居生育的，除按超计划生育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行政上给予男女双方开除公职处分。构成重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属干部、职工，符合生育1个子女条件但未领生育证而生育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警告处分；符合再生育1个子女条件，但未领生育证而生育的，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七）擅自将子女送给他人收养后再计划外生育的；违反计划生育规定收养子女的；弃婴、溺婴的，除按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属干部、职工的，行政上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八）婴儿出生后隐瞒去向的，按弃婴论处。

第三十五条 藏匿违反计划生育对象，造成计划外生育的，由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属干部、职工的，并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降级或撤职处分。

第三十六条 对拒不落实节育措施、拒交计划外生育费或罚款的，当地公安、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应根据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提请，依法采取暂扣营业执照、车辆驾驶执照、暂住证、就业证等行政措施；对流动人口，有关单位和业主还应当停止承包或租赁、辞退解雇、收回房屋；对农业人口，村委会应暂扣其责任田、责任山、宅基地等。暂扣的证件、责任田、责任山、宅基地等，待当事人落实节育措施或缴款后发还。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出卖或租借住房、承包或租赁经营、招聘雇用的用人单位和业主，由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未办理登记验证手续的流动人口人数，处以每人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补办手续或清退。处罚款项由用人单位或业主负担。处罚后仍继续违反的，上级主管部门应责令其停工、停业检查及整顿。

第三十八条 对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拒报、迟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资料的有关领导人或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征收决定书之日起６０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在复议期满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罚款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起诉，又不执行征收或罚款决定的，作出征收或罚款决定的机关可在决定生效之日起，按计划外生育费每日加收５‰滞纳金，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３％加以处罚，并可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各县（区）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我市过去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衡平

李鹏1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制度范式,即要注重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仍存在着被害人权利的众多缺失之处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具体应赋予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创造一个良好的范式，给予被害人有力法律救济，彰显法律之正义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矫正
The native resources foundation and rule of law
——On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pertaining
to correct Criminal victims’ rights imperfection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although is clear and define the victims in the party concerned and give them a series of rights, but still exists a demand lawmaking of numerous imperfections of the victims’ rights take into perfect. We must construct or purchase a kind of system type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prop up , then make a point of solution of China own problems. The victims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laim national compensation in a specific way, the natural person can request for spirit indemnity, The victims can separate supplementary civil case in court in pertaining to crime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type of legal system, give the victims relief and show the justice value of the law.

Key words: the victim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mperfection rights; correct

一、 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它使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后，提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位，但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仍有多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安抚和平息被害人心理，衡平保护被害人权利，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我们也不能把外国的现成制度直接移植到我国，而不考虑制度生存需要的土壤和气候，从而结出制度异化之果。我国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及矫正也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建构一种新的良好的制度范式。

二、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

1、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并把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2]这一范畴为各人应得的归于个人的原则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中的运用指出了主要的检验领域。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权利,更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减轻被害人的痛苦，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正义的应有之意。同时国家没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发生，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国家应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补偿责任。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损害的且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 以公共基金的形式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有关犯罪被害人补偿的对象、范围、原则、机构及补偿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定的总和就是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它最早起源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汉穆拉比法典。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瑞典、德国都已经建立并日益完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该项制度建立的前提在于被害人遭受非法侵害而处于不利地位而被告人补偿能力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给予被害人公共援助和有效救济，调节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障被害人的人权。我国目前对此规定仍处于真空状态，相当多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处获得足够赔偿，法律的矫正正义价值难以显现，公平、正义和秩序等代表全社会的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的理念也无法彰显。
2、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缺失
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3] “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4] 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5] 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一个良好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在正义和效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6] 这里应该遵循正义优先原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使得国家公权力介入到民事诉讼中，运用国家强大的追诉武器和惩罚犯罪机制，给被害人有力的公力救济，维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降低了诉讼的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避免由于分别适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而做出不同判决，但一切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是一把双刃剑，国家公权力的色彩过于浓厚，制度设计过于倾斜国家利益的保护，制止和打击犯罪占据了主要话语地位，被害人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得到忽略。而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不能相互取代，民事责任更趋于受损一方民事利益的维护，更能救济被害人的利益。随着公民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视角也更加关注自身受损民事权益能否迅速恢复和补偿，能否使被破坏的正义及时得到矫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完全受制于刑事诉讼，成为其附属品，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精神。被害人没有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进行适当分离的权利，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往往不能得到完全充分的保障，与司法救济的合理性相去甚远。而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平行模式还是法国为代表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其体现共性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对独立的关系。在我国两者关系过于紧密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定的民事权利救济领域出现盲区。例如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无法进行，民事诉讼也由于其依附性而无法提起，此时被害人困难急需医疗等费用，需要民事的迅速救济，但却无法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明显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对其明显构成非正义。因此应赋予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在法定情况下有权将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予以分离，作为原则之例外，以收刚柔并济之效。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阙如
被告人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恶劣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自然人心灵和肉体双重伤害，如故意伤害、杀人、侮辱妇女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人格权，这种伤害甚至会终其一生，被害自然人精神上遭受痛苦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遭受精神损害却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举轻以明重”原理，立法者将某一违法情节较轻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则违法情节较重的行为无须表明即被定为侵权行为。而我国立法将因侵权情节较轻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严重侵权行为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明显违背法律原理和法律公平正义的本性，也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对比国外的立法，《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凡是应予起诉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失包括物品身体精神损失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与公诉同时一并向同一法庭提起。

三、刑事诉讼被害人缺失权利的矫正

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7]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的范式。
1、 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架构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在其内在地体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理念时,才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的早期,西塞罗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首先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筹集，可以考虑通过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被告人罚金等建立。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8]可以考虑在法院建立专门的国家补偿中心，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申请将其材料提交给该中心，由该中心依照法定条件进行审核，对于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刑事被害人给予相应补偿。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国家通过给予犯罪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2、刑事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架构
应当尊重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保持附带民事诉讼的适当独立品格。在法定的某些情况下允许被害人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缺席审理。《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捕获，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9]笔者初步设想以下情况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一审法院没有对民事赔偿请求予以审理；被害人撤消附带民事诉讼后，刑事诉讼结束后又请求民事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被告就持续性损害提出赔偿请求；附带民事诉讼没有全部赔偿或未弥补全部损失的；刑事判决无罪后，被害人又请求民事赔偿的；被害人民事权益急需救济而刑事案件过于迟缓的；共同犯罪案件审理中，个别被告人不到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同时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允许法院缺席判决并可以强制执行负赔偿责任人的财产，以免被害人长期处于不利境地.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建构
我们制度可以初步设计为对于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英美法系国家都以判例的形式对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精神损害以赔偿。英国采用支付令的形式责令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包括人身攻击、胁迫、精神折磨的损失。我国的具体赔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精神损害程度、被告人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行为手段、场合、方式，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受诉法院地的生活水平等来确定。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条件一般可以限定为：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侵害行为与被害人精神损害存在因果关系。[10] 通过以上制度的设立，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疏通其不满，以衡平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彰显法律之正义。




参考文献
[1]榷桥隆幸.美国刑事程序中被告的作用[J].刑法杂志，29.2.
[2]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研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