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林业工作。市、县、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第四条　在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森林管理以及林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权属管理

　　第五条　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林权证，确认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本办法实施前依法发放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证书继续有效。
　　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集体营造的林木归集体所有。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集体或个人承包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者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依法使用的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按照下列规定登记：
　　（一）使用国家所有的管埁山、关帝山林、太岳山、中条山、黑茶山、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和桑干河杨树丰产林区的森林、林木、林地的九个省直林业局应当向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省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有权；
　　（二）使用国家所有的跨行政区域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有权；
　　（三）使用国家所有的其他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有权。
　　未确定使用权的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负责保护管理。
　　第八条　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
　　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
　　使用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
　　第九条　国有的林场，国有苗圃的面积和地界，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由其主管部门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变更后，经营单位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林权证，发证机关换发新证前应当通知毗邻单位和个人。

　　 第三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全省森林资源的清查。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分级建立森林资源档案，掌握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自然保护区，应当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行。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有农场、牧场、工矿企业等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十一条　森林实行分类经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建设的需要，参照国家公益林的划分标准，确定本地区的生态公益林，并给予重点保护和经济补偿。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按商品林经营。
　　第十二条　国有林场、国有苗圃、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森林资源按其权属,分别由省、市、县、区相应的林业管理机构经营管理。
　　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经营的森林、林木，由其进行经营管理。
　　农村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也可以依法实行股份制经营或者承包经营。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下列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一）权属不清的；
　　（二）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内的；
　　（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
　　（四）属于珍贵、稀有、古老树木的；
　　（五）其他依法禁止转让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转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通过承包、租赁、股份制及合作、合伙等形式，依法经营管护国有、集体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第十五条　鼓励支持发展森林旅游业。
　　发展森林旅游应坚持科学规划，依法开发，保护为主，共同受益的原则。
　　利用国有森林资源发展旅游，必须经有资质的设计部门编制规划设计，并按管理权限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利用集体所有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发展旅游，按惯例权限报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侵占、非法利用国有、集体森林、林木、林地进行旅游开发。
　　第十六条　森林覆盖率达20％以上的县（市、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划为林区县（市、区）。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十七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对森林防火工作实行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
　　县级人民政府和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预测预报网络，建立森林防火组织，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
　　森林毗邻县（市、区）、乡、镇、森林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划定联防责任区，制定联防责任制，实行联合防护。
　　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扑救森林火灾，应当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挥。
　　第十八条　省、市、林区县（市、区）、省直林业局、自然保护区按国家规定设立森林公安机关，依法负责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治安管理工作，履行森林防火监督职责。
　　第十九条　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护林员的职责是：
　　（一）宣传林业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巡护森林、林木；
　　（三）制止在林地内和森林边缘地区违章用火；
　　（四）制止毁林和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行为，扣留盗伐的木材和乱捕滥猎的猎物，暂扣毁林工具、运输工具和猎捕工具；
　　（五）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森林经营单位报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和森林火情、病虫害发生情况；
　　（六）对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行为有权要求当地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护林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标志，持有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证件。
　　第二十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应当加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建立病虫害测报网络，监测和报告病虫害发生动态，做好林木种子、苗木、木材的检疫工作，控制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
　　发现森林病虫害时，有关部门、森林经营者必须及时除治。森林病虫害严重的，当地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紧急扑救。
　　第二十一条　对典型森林生态地区，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集中分布区域，主要河流源头以及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天然林区，由所在地的县人民政府或者省直林局依法提出申请，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划为省级或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国家和省规定的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优良种源区、珍贵濒危植物集中生长的繁育地区以及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林木种质资源区，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可以建立林木种质资源库、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区。
　　禁止采集或者采伐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因科研或者建立林木种子园、母树林基地、采种基地等特殊需要，必须采集或者采伐的，应当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对现存的珍贵、稀有、古老、特大树木及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档案，设立标志，明令保护。
　　第二十四条　严禁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砂、采土、采种、挖苗、挖根、采松针以及其他毁林行为；严禁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天然林保护工作。森林经营单位负责其经营区内的天然林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天然林保护所需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和国家经济发展计划。
　　第二十六条　天然林严禁商品性采伐，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足以造成天然林毁坏的活动。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天然林保护区所在的乡、镇及其毗邻乡、镇行政区域内建立木材交易市场，禁止设立木材收购单位。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25度以上的坡地进行普查，定标画界、限期植树种草。25度以上的坡耕地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退耕规划，按期退耕，植树种草。
　　第二十九条　从事修筑道路，架设输电、通讯、广播线路、埋设管线等工程，应当尽量避开森林、护路林、农田林网、沿河防护林带及其他林木生长的地方，确需占用林地或者采伐林木的，必须依法办理征占用林地或者采伐林木手续。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植树造林任期目标责任制，任期届满，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专题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依法确定本行政区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组织本行政区域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镇绿化建设,保护和扩大城镇绿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林业基金。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业基金的征收和管理。
　　第三十二条　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造林。
　　铁路公路两旁、河流两侧、湖泊水库周围，由各有关单位因地制宜组织造林；工矿区、机关、学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由各该单位负责造林。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造林。
　　第三十三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做好荒山荒地的造林绿化规划，组织种苗供应，给予技术指导。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发展民营林业，对营造的生态公益林、给予一定的经济扶持和生态补偿；对经营的商品林，给予政策扶持或者长期贷款。
　　允许群众承包造林和护林，以及在林地内采菌、采集药材，兴林致富。
　　第三十五条　每年春秋两季为全省全民义务植树期。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情况，提供公共植树基地，适时组织全民义务种树，保质保量完成义务植树任务。
　　无故不履行义务植树任务的１８岁以上公民和没有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必须向当地绿化委员会缴纳绿化费。交纳标准按当地每人每年两个劳动日的平均工资计算。绿化费专款专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各单位当年植树造林的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造林成活率不达国家规定标准的不计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

　　 第六章 森林采伐

　　第三十七条　森林和林木采伐应当根据用材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年森林采伐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过国家批准的年度森林采伐限额进行采伐。
　　采伐林木必须依法向林业主管部门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除外。
　　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符合国家林业局规定的式样，由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三十八条　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皆伐应当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二）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三）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
　　第三十九条　木材运输实行凭证运输制度。木材运输证由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核发。没有木材运输证的，承运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森林公安机关，可以对木材运输车辆、木材存放场所、加工场所进行检查。
　　第四十条　经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运输的木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木材检查站有权暂扣运输的木材，并立即报请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一）无木材运输证的；
　　（二）运输木材的树种、林种、规格与木材运输证记载不符或者超过规定的数量的；
　　（三）运输起止地点与木材运输证记载不符的；
　　（四）使用无效木材运输证件的；
　　（五）以伪装、藏匿等方式逃避木材检查站检查的。
　　第四十一条　在林区县（市、区）、省直林局辖区经营、加工木材和主要林化产品，须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领取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林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森林公安机关处罚：
　　（一）侵占、非法利用国有、集体森林、林木、林地进行旅游开发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三）进行开垦、采石、挖砂、采土、采种、挖苗、挖根、采松针等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森林、林木、未造成毁坏或者被开垦的林地上没有森林、林木的，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非法开垦林地每平方米十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占用林地修筑道路、架设线路、埋设管线，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五）在林区县（市、区）、省直林局辖区、自然保护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购物林木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处罚：
　　（一）擅自经营、加工木材的，没收非法经营的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的，责令改正，没收林木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拒绝、阻碍林业执法人员和护林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监督管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有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护林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委任单位撤销其护林员资格。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木材是指原木、锯木、树根、竹材、木片、木炭、纤维板、胶合板、木制半成品。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实行,１９８７年山西省第六 　　　　　　　　　　　　　　　　　　　　　　　　　
山西省人大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９日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日之比较


李广民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国际法学界存在两派理论，三种学说。所谓两派理论即“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所谓三种学说，即“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被称为“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被称为“国际法优先说”。“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个体系互不隶属，地位平等，故被称为“平行说”。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法是依靠国内法才得到其效力的。换句话说，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对外公法”。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学说无限扩大了国家主权，鼓吹国际法受制于国内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日本学者虽不同意这种学说所主张的国际法的效力是国内法所赋予的，但他们却认为，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国内法的优先。在国内关系上，通常由各国宪法来决定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效力关系，有时还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是有效的。当然，日本学者只是将这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认识到在解释上尽可能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协调起来，在实践上防止各国宪法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的效力。
“国际法优先说”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主导的地位。国内法的妥当与否，应由国际法来确认，换句话说，国内法的合理性来源于国际法。这种学说虽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国际法效力的潮流，但它却因过分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否定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制定和实施国内法的权利，使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日本学者认为，“一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是没有错的，但要在同一个体系中，分出国际法和国内法孰优孰先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主张，从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看，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既不能说国际法赋予国内法效力，也不能说国内法赋予国际法效力。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以国家的意志为媒介而实现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单独起作用，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是同其他国家一起起作用的。日本学者赞同“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各自应有不同的合理根据”，但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中国学者认为，“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二元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的交错关系。中国学者虽不同意“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视为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对“一元论”所指出的两个的共性也加以肯定。承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国际法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将其实施于国内。各国在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实践也千差万别。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更没有关于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却涉及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规则，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实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是直接适用。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实践上看，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经国务院核准的，一般即在中国发生效力，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经过特别程序。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曾公开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公约，要经过立法机关批准或国务院核准程序，该条约一经对中国生效，即对中国发生效力，我国即依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中国代表表示：该公约一旦在我国生效，“其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亦被视为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该公约可以在我国得到直接适用”。
第二是对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些规定表明，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作为中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直接予以适用，而当条约与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条约处于优先地位，适用条约规定而不适用与之不一致的国内法定。
第三是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国内措施。比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的管辖权。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修改法律，补充相应条文。中国当时的《刑法》并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则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
第四是为实施国际公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
第五是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时对已有的国内法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就对已有的《专利法》和《商标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均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长期以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习惯持肯定态度，违背国际习惯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伤害我驻外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但在国内法秩序中，日本却将宪法至于优先的地位，即所谓的“宪法优先论”。他们认为，条约虽然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在缔结条约时，全权代表是由内阁任命的，内阁的这种权限又受到“外务公务员法”、“内阁法”更进一步说是受“宪法”制约的。内阁批准条约的权限、国会承认条约的权限、天皇认证条约的权限，都是基于宪法而生产的。因此可以说，条约来源于宪法。再说，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并经国民承认（国民半数以上赞同）才可进行。（参见宪法第96条）而缔结条约时的国会承认，只要众参两院各有1/3以上议员出席，半数以上议员赞同即可。这样轻而易举就可得到承认的条约，其效力自然不能与必须经过慎重修正程序的宪法相比。此所谓“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
其次，日本认为，国际法只是国家的义务，如果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就承担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责任。但国际法不能直接约束个人，国家只有依据国际法（国际条约）的内容，制定个人应承担义务的法律，才能在国内实施，这就是国际法规范的国内化。如果没有这种国内化程序，国际法只是在国际社会层面对国家课以义务，而在国内社会层面，依然是与国际法无关系的国内法对个人课以义务。例如，根据《新日美安保条约》及《新美军地位协定》，凡日本政府同意美军使用的区域，若属国有地，美军则可以直接使用，若属私有地，则美军不能直接使用。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只是从国际法上承认了美军使用这一区域的权利，但从国内法上，并没有对该土地的所有者课以允许美军使用这块土地的义务。只有在日本国会为此专门制定了《特别措施法》以后，这个问题才顺利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坚持的是“二元论”，国内法在国内有效，国际法在国际社会有效。
当然，日本也不是绝对坚持“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也承认“一元论”中的“国际法优先说”。一方面，日本也承认“自动执行条约或条款”，而且日本也积极进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内转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当国际条约与本国国内法生产抵触时，优先适用条约。他们的解释是：宪法规定的“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虽不能解释为“条约优于宪法”，但至少可以说，只要是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已缔结的有效条约，立法机关就应据此制定相关的国内法；行政机关的实施国政的时候，就应该尽量与之一致；司法机关在裁判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其法规性；作为国民，亦应诚心诚意去遵守它。前面从通过手续上比较了宪法与条约的优劣，其实，全权委员也好，阁僚、国会议员也好，他们均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在条约起草、签署、批准、承认时，他们就应该判断条约的内容是否违宪，如果一定要缔结违反宪法的条约，那也得先改定宪法的有关内容，再缔结条约。
总之，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支持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上，日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时而倾向“一元论”，时而倾向“二元论”，时而主张“国内法优先说”，时而主张“国际法优先说”。从这点来说，这到符合日本外交中“实用主义”的传统。